醫改推進了多年,核心因素是人,卓越醫生改革是在為醫改‘加力’。”這是我國醫改專家對“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的普遍評價。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著名醫改專家李玲同時提示,我國醫生培養體系還需“大改”。
“國家每年培養約60萬醫學生,據我掌握的一個數字,只有約10萬人能穿上‘白大褂’。‘廣種薄收’式的醫生培養模式該變變了。”她和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育德都認為,從患者利益出發,醫生培養模式有必要轉為“量少質優”。
在校學習的前5年基本“不臨床”,后幾年才在醫院見習與實習,但還要做研究寫論文……這是陳育德眼中,作為頂尖醫生培養殿堂之一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對未來醫生的培養模式。“8年應該出個好醫生了,但由于‘重理論輕臨床’的課程設置,結果連醫學博士的看病能力,都不容樂觀。”
我國目前的醫學生學制一般分為5年制本科、7年制本碩連讀和8年制本碩博連讀三種。據衛生部《2011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去年底,我國的執業(助理)醫生已達到246.6萬人。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此數字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和美國約為75萬,英國僅為16萬。
媒體報道顯示,我國各級醫學院校每年招錄的醫學生,約有60萬人。李玲認為,在當前培養模式下,不僅大量人才被浪費,而且很難保證每個醫學生在臨床技能上都被“精耕細作”。
陳育德告訴記者,在美國學醫,一般分為“雙4年”,后4年完全用于臨床醫學。但在國內學醫,在被一再壓縮的臨床實習環節,近年來因擴招而頻頻遭遇臨床實習醫院嚴重不足、有責任心的醫生“師傅”越來越少等尷尬。
“有一年,我們學院的本科醫學生一下增加了1000多人。為了安排實習,學校只有想盡辦法往現有的實習醫院‘塞人’,再降低要求,讓周邊縣市區水平參差不齊的大小醫院都成了實習醫院。沒有學生愿意到沒有教學經驗、醫療水平也不高的醫院實習,但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一位醫學生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感嘆。
中國青年報記者隨機采訪了8位地方院校的醫學本科生后發現,類似遭遇在6個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上演。有的實習點因為“人滿為患”,只能打掃醫生辦公室、整理粘貼病人化驗單、查房;8人中有3人的有效實習時間不超過半年,對基本術前準備工作、寫病例等基本功,也自感“不能規范操作”。
“醫生是實踐的學科,如果靠‘大把地進、大把地出’,沒有盡職盡責的好醫生帶領,沒有足夠的實習基地,甚至解剖也不用尸體,怎么能磨練出一名卓越醫生,又怎么能讓患者放心地‘以健康相托’?”李玲說。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由于感覺“學不到真東西”,一部分醫學生,已把這一年實習期,當成了復習考研、準備轉行的緩沖期。另一部分“堅守者”則在走上醫生崗位后,還不得不繼續尚未完成的實習。
《2011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止去年年底,全國的衛生技術人員一共620.3萬人,其中,各級醫院占了370.6萬人,社區衛生站和鄉鎮衛生院合計卻不足200萬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全國醫院數量共約2萬家,而社區和鄉鎮衛生院(站)加起來,超過了7萬個。
《公報》還顯示,2011年年底,鄉村醫生和衛生員一共112.6萬人,卻要服務66萬多個村衛生室。
“這說明學醫的人多了,基層衛生機構還是難留人才。現在的大學本科基本不為農村培養鄉村醫生。”李玲說。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一項對380名醫學本科生所做的就業意愿調查顯示:八成醫學生希望留在大城市,愿意去基層的不足二成。
陳育德告訴記者,在“畢業包分配”的年代,一些縣、鄉鎮一級衛生院還有大學生,現在,他們大多已經或面臨退休,后續力量卻跟不上。“醫學生中的拔尖人才本來就少,近年又大量流向國外,愿意去西部的、去基層的更少,以后鄉親們找誰去看病?”
更嚴峻的是農村全科醫生的匱乏。李玲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全科醫生”是指能以門診形式處理常見病、多發病及一般急癥的“多面手”,對鄉村患者尤其重要。按照理想比例,中國至少應配備60萬名全科醫生,但據媒體公開報道,我國目前只有7.8萬,且素質不容樂觀。
國家“十二五”期間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指出,到2015年,要培養15萬名全科醫生,定向免費培養已成為“利器”之一。但在兩位專家看來,問題要根本解決,還有三個“攔路虎”值得注意。
“首先是整體人數不足。這15萬人能滿足城市社區衛生站的需求就已很不易。”李玲指出,對全科醫生的培養周期是8年,短期內要讓基層“解渴”不現實,以至于一部分全科醫生要靠內科醫生“轉崗培訓”而來。
陳育德認為,如今醫學生的教育模式,也不利于塑造“能適應基層的”全科醫生。“現在,醫學院對知識點分割很細、很窄,沒有廣厚的醫學技能沉淀,即使是全科醫生知識面也不全,看病非常依賴化驗、檢查以及儀器設備。在農村,沒有這些設備怎么辦?醫生的看病能力,恐怕大打折扣。”
更大的“攔路虎”恐怕在于,鄉村靠什么留住好醫生。在上述醫學生就業意愿調查中,記者看到,多數醫學生“回避”基層的理由是:練不出好技術,沒有好編制,未來缺乏進步資本。
“這提示改革者,要為基層的醫務人員設計一套職業規劃:有他們單獨的上升通道,持續地培養計劃,更優厚的待遇。”李玲認為,“應該把‘為基層培養人才’與一般醫學教育區別開。為基層培養人才是定向的,最好是本地人,語言相通、有文化認同感,比較能夠在地方上留得住。”
李玲和陳育德都表示,應讓醫學教育“精英化”,做到量少質優地有計劃培養,“一個醫學生都不浪費”。
“培養一個醫生是非常昂貴的。以美國為例,醫學生在博士畢業后,要接受近10年的住院醫生培訓和專科醫生培訓,到獨立執業時,欠銀行數十萬美元是常事。”李玲說。據教育部的數據,中央本級財政2008年給醫學教育生的人均撥款,先從7100元提高到了1.15萬元,2011年又提高到1.4萬元,今年,還將進一步大幅提高。
在中國最大的醫生網絡交流平臺之一丁香園論壇上,中國青年報記者卻看到,以“不當醫生,醫學生還能做什么?”為主題的帖子,從2008年起就常演不衰。不少醫學生抱怨“畢業即失業”,只有轉行當醫藥代表、研究人員、教師或出國,更有醫學生哀嘆自己“入錯行”。
“醫學教育有其特殊性,其最終產品是治病救人的醫生,醫德和醫術是重中之重。既然用大筆投入和醫德說教,來培養水平參差不齊、每年流失約50萬名的醫學生,為什么不集中力量,培養一批生源好、水平高、樂于奉獻的卓越醫生呢?”李玲認為,醫學教育每年應有計劃地甄選醫學生,再施以卓越醫生培養教育,使醫學生回歸應有的職業高度。“保證每個醫學生,學成后都能從醫。每個從醫的學生,各項素質都過硬。”
卓越計劃也提出,要著力培養一批有國際視野的精英人才,“調控”未來醫生的培養規模。該計劃提出:“‘十二五’期間,根據需求,原則上不增設醫學院校,不增設臨床醫學專業點。臨床醫學專業招生規模過大的省市、高校,要堅決縮減招生數量。”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在就業壓力增大、從業環境惡化的背景下,優質的醫學生源正在逐年減少。“醫生是一個制度的產物,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的效果有賴于公立醫院是否真正地回歸公益性,也有賴于整個醫患關系的改善。”李玲說,“醫生的奉獻也扎根于社會土壤,如果基本的信任沒有了,醫生怎么做都不對。醫生失望,優質生源流失,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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