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人才創一流的隱憂：高校人才“孔雀東南飛”現象透視

　　 “雙一流”大幕開啟，人才招聘引進工作“席卷”全國，而這其中，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高校成為人才被挖的“重災區”。“挖人大戰”會給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帶來怎樣的沖擊？應當如何看待高校人才流動現象？又當如何構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動機制？

　　800萬元房補，100萬元年薪。這是華東政法大學在2017年高層次人才招聘公告中，給學科領軍人才開出的該校“史上最高”待遇。

　　“雙一流”大幕開啟，歷數各地高校人才引進計劃，“挖”人才的決心可謂不惜血本，其中尤以“資金實力雄厚的東部理工類高校”為最。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給引進的首席科學家提供3000萬元科研啟動經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給院士500萬元年薪，天津工業大學給院士500萬元住房補貼……人才招聘引進工作“席卷”全國，有人將之稱為新一輪的“挖人大戰”和“雙一流”的“速成法”，而這其中，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高校成為人才被挖的“重災區”。

　　“東部各高校，請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在近日召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工作推進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疾呼：“挖走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而此前，教育部已發文要求，堅持正確導向，促進高校高層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動，并明確提出，“不鼓勵東部高校從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引進人才”。

　　那么，“挖人大戰”會給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帶來怎樣的沖擊？應當如何看待高校人才流動現象？又當如何構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動機制？

　　中西部人才流失加劇

　　最近，一所南方高校以150萬元年薪來引進華中師范大學的人才，還附加住房補貼、科研經費等“激勵條款”。華中師大黨委書記馬敏告訴記者：“如果一位人才被好幾個學校看中，他們還會競爭‘挖人’，爭相抬價。”

　　“2017年危機感更強了，極不穩定，極不安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才辦公室主任莊世宏對人才流失也有著切膚之痛。去年以來，地處陜西的西北農林曾有幾個人才要走的苗頭，最后雖然挽留住了，但這使莊世宏感受到了嚴峻的形勢。

　　不久前，教育部、財政部等聯合印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提出堅持扶優扶需扶特扶新，明確建設高校將實行總量控制、開放競爭、動態調整。

　　“‘雙一流’的核心是人才競爭，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高層次人才流失的壓力會進一步加劇。”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鵬表示。

　　不僅東部名校云集的富集作用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且“高水平的同事、高質量的學生、靈敏的學術信息等也是學者流動過程中比較關注的內容，這些顯然也對東部高校有利。”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劉進博士分析指出。

　　“中西部高校教師比東部的流動意向高8%~9%。”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由由2014年開展的高校教師流動意向研究結果顯示。

　　正是憑借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難以比擬的區位優勢，再加上優越的科研平臺、學術氛圍、薪酬待遇、自然環境和生活保障，東部一些高校得以頻頻將一些學術尖子、教學骨干挖走。

　　事實上，高校人才“孔雀東南飛”的現象由來已久。

　　早在12年前，時任西北師范大學校長的王利民就表示：“在過去10年，蘭州大學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辦一所同樣水平的大學。”對此，時任蘭州大學校長的李發伸說，曾經有一所著名大學的人事處處長到蘭大考察時明確告訴他，“我們這次就是來選人的”。

　　此外，西北農林2000年至2003年間共調出125人，連當時僅有的1名“長江學者”也離開了；新疆醫科大學2004至2014年10年間共流失197人；華中師范大學近5年來已被挖走各層次人才40余人，包括“杰青”等高層次人才……

　　“早就見怪不怪了。”中部某高校原黨委書記告訴記者，“我每次來北京開會，都會和那些挖走我們人才的學校領導開玩笑，‘你再這么挖我們的人才，我就和你絕交’。”

　　據了解，我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以來，出現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學術人才流動。一次是大眾化初期，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導致教師需求增大，教師流動以規模與數量為主，并在2002年前后達到頂峰；另一次是大眾化中后期，高等教育競爭日趨激烈，高校對優質師資的競爭成為關鍵目標，教師流動以質量與聲望為主，并一直持續至今。

　　與此同時，高層次人才短缺也是中西部地區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據湖南工業大學副教授劉方成統計，截至2016年2月，西部各省份擁有中國工程院院士共60人，僅占全國總數507人的11.8%，差距非常明顯。

　　這也就意味著，我國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同時面臨著高端人才匱乏和流失的雙重窘境。

　　“頭銜”是引進重點

　　“全國高校都在競爭影響力，試問哪所高校會押寶在嗷嗷待哺的年輕人身上？”一位青年教師坦言。

　　“中西部學術人才流失，當前主要指代的是‘明星學者’、學科帶頭人的流失。”劉進分析指出。

　　記者梳理各高校的人才引進辦法后也發現，各類“人才計劃”的入選者是高校競相引進的重點人選，包括：

　　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為主的杰出科學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簡稱“特支計劃”）、“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等高層次領軍人才；“青年千人計劃”、“特支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杰出青年基金”、青年“長江學者”等青年杰出人才；地方性人才振興計劃入選者，如山東“泰山學者”、湖北“楚天學者”、陜西“三秦學者”等等。

　　高校之所以熱衷于按“頭銜”引進人才，緣于各類“人才計劃”的入選人數已成衡量大學、學科實力的重要指標，并在高校排名、學科評估、項目申報、經費劃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與此相應，高校會依據人才層級的不同，在科研經費、住房補貼、平臺搭建、團隊組建、薪酬待遇等方面提供不菲的引進條件。尤其是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高房價地區，動輒幾百萬的安家費或百余平的住房，以及解決子女教育、配偶工作等問題，幾乎成人才引進的“標配”。

　　重金引才的背后，是各地對“雙一流”建設的“大手筆”投資支持。據中國青年報統計，在已出臺建設方案的23個省市中，經費保障粗略計算在400億元左右。其中，北京預計投入100億元，推進高校高精尖創新中心建設；廣東3年計劃投入超百億元，支持大學建設；河南出臺《優勢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實施方案》，砸31億元打造“一流學科”；山東將在“十三五”籌集50億元支持“雙一流”建設。

　　一位被引進上海的年輕學者直言，高校這是通過“短平快”的人才政策，“多快好省地建設‘雙一流’”。

　　對這種按“頭銜”引進的方式，陳鵬認為：“過度偏重對學歷、職稱、學術成果的考察，混淆了‘高層次人才’和‘高水平人才’的概念，缺乏個性化遴選條件，造成優勢學科與弱勢學科之間發展的不平衡。”

　　近日，愛思唯爾發布的一份“2016年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再次刷爆網絡。不少人擔心，進入榜單的這1776名學者或將成為新一輪“精準挖人”的目標。

　　“大學里急需兩種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搶的學術大師，一是潛力無限的年輕學者。前者可以出高價購買，后者則只能自己培育——這點全世界都一樣。目前國內各大學都傾向于‘選才’而非‘育才’，我認為這是一個偏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不止一次公開表達過這個觀點。

　　人才流動是把雙刃劍

　　“我當然希望引進到更好的人才，但如果我的人被挖走了，我也很難過。”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部主任趙蓉暉直言心中的矛盾，“人才流動是把雙刃劍。”

　　首先，適度的高校人才流動可以帶動思想、研究、資源和成果的交流，斬斷學術近親繁殖的路徑，促進學術創新和發展繁榮。“因為挖人的學校要把平臺做好、聲譽維護好、條件保障好，才能吸引人才；有被挖可能的學校也要想盡辦法把人留住。”趙蓉暉說。

　　從國際比較來看，一項基于27所高校教師的調查顯示，我國大學教師平均流動率明顯低于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

　　然而，在我國相對不高的流動性背后，卻隱含著流動集中、惡性挖人、急功近利等問題。

　　比如，廣東某高校將西北某高校的骨干“連鍋端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負責人告訴記者，“最后都引起公憤了”。

　　“高層次人才培養成本極高，一旦流失則成本付諸東流，這會導致西部高校人才培養積極性不高。”劉進表示。

　　教育部副部長沈曉明也公開指出，這種現象不僅對西部高校不公平，而且把人才價格和辦學成本越炒越高，“使一部分高校教師隊伍軍心渙散，長期下去不利于高校教師隊伍建設”。

　　學術有團隊和地區的因素，“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一些高校花高價聘來的教師，并沒有創新的學術成果。在記者近期開展的網絡調查中，一位北京某高校的人事工作者留言說，該校“引進的人才在海內外各個高校兼職，就是空中飛人，一年都沒在崗位連續工作半個月，對國家學科發展沒有起到積極作用，負面影響巨大”。

　　現在，隨著“雙一流”的推進，高校對人才爭奪逐漸白熱化，部分人才為獲取個人利益，頻繁跳槽不同單位。上海某高校引進的一位專家，在個人補貼和啟動經費到位、學校投資5000萬元建立起軟件平臺后不久，就又受聘到另一所高校任職，以獲得高額的安家費和啟動經費。

　　對此，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長方精云表示：“引進人才的非正常跳槽，不僅沒有發揮在科學研究方面應有的作用，而且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科研和教學秩序，對學生和年輕學者產生了惡劣影響，更造成了科研經費和國家資源的嚴重浪費。”

　　更進一步來看，高等教育在國家或區域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是國家區域安全與邊疆穩定的穩壓器，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源，多元文化交流的平臺。

　　陳鵬擔憂：“如果聽任高校人才‘孔雀東南飛’，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就會面臨空前的危機。這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它涉及國家中西部發展戰略和東北地區振興計劃的實現。”

　　構建科學的流動秩序

　　“高校之間不得片面依賴高薪酬高待遇競價搶挖人才，不得簡單以‘學術頭銜’‘人才頭銜’確定薪酬待遇、配置學術資源。”教育部在1月25日發布的《關于堅持正確導向促進高校高層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動的通知》中，已提出一系列明確要求。

　　“高校要盡量做高層次人才流動的加法，而不是局限于國內的‘內部廝殺’。”劉進建議，未來，中國學術人才流動的格局要面向全球視野。東部高校主要面向北美、歐洲和東亞學術市場，這些國家學術人才培養漸趨飽和，恰是吸引人才的絕佳時機；西部高校則可以重點考慮從“一帶一路”沿線引進人才。

　　陳鵬認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動機制，首先要承認人才流動的合理性，還要強調政府在人才流動中的責任與擔當。“高校人才流動既要考慮國家的發展戰略，又要顧及市場的需求。既不能按照計劃經濟人事管理模式，將人才終身綁定，也不可完全按照市場規則，無視高等學校公共職能和責任擔當。”

　　“僅僅靠勸說、靠號召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方精云認為，要建立合理的薪酬指導體系，確立相對規范的待遇標準，探索同一地區同類型人才薪酬最高限額制度。

　　馬敏建議，“建立高層次人才流動補償機制，引進國內高層次人才的高校要根據市場規律給予高層次人才外流的高校一定的經濟補償。”

　　也有不少專家學者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雖然高校要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三管齊下，但其中事業平臺還是最重要的，“西部也要反思，自己如何搭建獨一無二的平臺吸引高端人才”。

　　陳寶生明確要求中西部高校“有所為有所不為”，聚焦重點和優勢，加快形成辦學特色優勢，并對傳統學科專業進行更新升級，集中建設好優勢特色學科專業群，構建與本校辦學定位和辦學特色相匹配的學科專業體系。

　　記者了解到，自2013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實施以來，中西部高校師資隊伍水平、人才培養質量、科研服務能力和學校管理水平已得到顯著提升。廣西大學、新疆大學等高校引領本地區實現了“兩院”院士、“長江學者”“杰青”“千人計劃”等領軍人才零的突破。

　　而劉進課題組2016年的研究成果也認為，中西部學術人才流動的“拐點”已經出現：即西部向東部的大范圍學術人才流動很少再發生，反而東部由于學術競爭加劇，且實行了“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出現“反哺”西部的情況。

　　2017最新發布的《大數據視角下的中國科研人員狀況系列研究報告》也顯示，2006年至2016年間我國高級科研人才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現日益均衡發展趨勢。

　　“雙一流”建設除建設一流大學外，也不拘一格發展地方特色高水平的研究平臺，從這個層面來看，由由認為：“這是相關專業的高質量人才向中西部、東北地區流動的一個很好契機。”

　　“十三五”期間，高招增量、長江學者、經費投入都將向中西部傾斜，如何引才與育才并舉，既需要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高校探索創新人才政策、提升綜合管理水平，更需要國家層面統籌協調，不斷優化我國高等教育結構，實現共同發展、共同提高、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