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抗瘧不要懷著“送禮”心態

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對非抗瘧的“八項援助舉措”，不管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在不同程度地為非洲提供檢測設備、抗瘧產品等。特別在實現消除瘧疾后，中國官方與民間一直與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等國際機構加速推動“中國抗瘧”經驗在非洲的落地。

立足全球抗瘧的視角，中國未來該如何參與全球的抗瘧工作？為此，《醫學科學報》采訪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發展合作研究所所長王濼。

 援外抗瘧有助鞏固除瘧成果

記者：參與全球抗瘧，對我國有什么益處？

王濼：第一，輸入性瘧疾始終存在。蚊子（按蚊）作為瘧疾的傳播載體，是流動的。隨著氣候變化，瘧疾傳播形勢更加嚴峻，東南亞、非洲等國家瘧疾病例增加。如果我國沒有關口前移，進行對外援助抗瘧，就會面臨輸入性瘧疾本地化傳播的風險。

第二，海外工作的中國員工有強烈的抗瘧需求。中國人不像非洲人有瘧疾抗體，一旦感染極易發展為惡性瘧疾。為了維護海外務工人員的安全，我們責無旁貸。

記者：中國在全球抗瘧工作中有何優勢？

王濼：中國有兩大優勢：第一，人員優勢，我國公共衛生人員在抗瘧方面有能力、有水平。第二，產品優勢，特別在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后，青蒿素有了品牌效應，但相關藥品仍然需要世界衛生組織的PQ（預認證）評估。此外，我國在抗瘧藥、防蚊媒的蚊帳、殺蟲劑和檢測試劑方面都具有優勢。

記者：PQ評估對國內企業有哪些意義？

王濼：對企業來說，完成PQ評估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很多小企業難以承擔。但企業要想在抗瘧領域有所建樹，必然要通過PQ評估這個國際門檻。

早在2006年，中國就開始幫助東非島國科摩羅推進抗瘧項目，并使該國于2017年取得了瘧疾發病率下降99%、瘧疾病例零死亡的顯著成果。但一些西方國家對青蒿素藥品治療存在爭議，因為當時發放的藥物尚未通過PQ評估。

因此，我們不能僅靠雙邊援助，強行讓受援國接受我們的標準。我國的援助應該提高國內企業在國際中的競爭力，而完成PQ評估就是最好的方式。

 繼續挖掘抗瘧優勢

記者：在國際抗瘧工作中，中國的機遇和努力有哪些？

王濼：在抗瘧方面，我國有兩方面的機遇。第一，在現有資源范圍內降本增效，進一步降低產品價格，擴大數量，促進產品的可及性。

第二，增加資金投入。我國要加強雙邊援助，為重點國家援助具有公共屬性的產品；幫助對方國家建設自己的抗瘧體系；加強技術合作，把中國抗瘧模式、我國對抗瘧的援助支持與對方國家本土抗瘧工作結合得更緊密。

記者：中國還有哪些潛力有待挖掘？

王濼：第一，產品方面。我國產業鏈全面且完整，西方國家提供資金，但沒有自己的產業鏈，只能從我國或印度采購。在抗瘧藥物研發領域，西方國家并沒有處于一線，處于一線的是我國和印度。如果十年后消除瘧疾，沒有國際合作后，我國的相關企業就會萎縮。因此我國要把握住十年窗口期，把條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和貢獻力，用產品直接促進可及性。

第二，我國具備在發展中國家轉移產能的能力。新冠疫情暴發后，非洲國家不再坐等國際援助，開始尋求發展本土生產力。我國企業可以在海外投資建廠，推動他國本土化生產力發展，回應非洲國家本土化生產的訴求。

創新援外抗瘧模式

記者：中國援外抗瘧可以借鑒哪些國際經驗？

王濼：國際上有個經驗很值得借鑒，雖然我們不一定能馬上學會，但要著手去做。國際抗瘧有類似俱樂部的機構，其中有針對產品提供的，有針對抗瘧政策制定的，WHO、蓋茨基金會等工作人員在這個俱樂部里流動調查，分析采購需求、資源配置。

我國應加入其中，了解抗瘧需求，逐漸擴大我國的影響力，具體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依托我國的優勢產品，加大資金支持力度。第二，我國抗瘧專家有自己的特長，他們可以整合資源，整體地做抗瘧工作。第三，抗瘧需要產學研協作，雖然艱難，但要讓國家了解我們正在做的工作需要哪些支持，才能從實際上解決問題。第四，客觀看待國際規則，努力完成PQ評估，讓支援藥品進入非洲國家，真正用于臨床。

記者：目前中國參與援助的方式有多邊援助和雙邊援助，這兩種援助模式間有競爭嗎？

王濼：我國目前以雙邊援助為主，多邊援助薄弱。因缺乏國際體系運作的常識，我國在做決斷時模糊不清，亟須發展多邊援助。

其實“送禮物”的援助邏輯最初并沒有問題。剛開始援助其他國家時，我國國力較弱，但隨著我國國力逐漸增強，如果還按照最初“送禮物”的援助邏輯幫助別國，就無法發揮我國的優勢和影響力。

美國在對外援助之初就是超級大國，幾十年來對外援助的邏輯沒有變化。而我國對外援助時就要考慮身份轉變、內容提供和政策聯系，如果轉變不好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