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升格！新成立的國家疾控局如何推進醫防協同

　　4月28日，一個新的副部級機構首次亮相——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據國家人社部網站的信息，國務院任命王賀勝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常繼樂、沈洪兵、孫陽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圍繞公共衛生改革方向的討論延展出兩個觀點：一是將疫情防控早期問題歸咎于過度行政化，主張將疾控機構轉型為獨立的公共組織，而非行政部門，從而減少不當行政干預對專業能力的侵蝕；二是將疫情防控早期問題歸咎于行政權不足，主張將中國疾控中心（CCDC）剝離基礎研究職能給高校，并與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合二為一，成為一個獲得行政執法權的高等級中央政府部門。

　　據筆者獨家獲悉，隨著國務院近日印發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的相關文件，新成立的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以下簡稱國家疾控局）從正司級升格為副部級的國家局，整合了國家衛健委原有的應急辦、疾控局等職能，預計中國疾控中心（CCDC）等相關技術支撐單位也會劃轉至其下。筆者推斷，中央政府也許是選擇最大限度保留現有疾控體系組織架構的完整性，以確保疾控隊伍穩定性、疾控能力不斷檔，從而借助現有隊伍和能力，更好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尤其是疫苗接種保障的艱巨任務。

　　本輪公共衛生改革，整合后的國家疾控局將掌握更大的行政權，省、市、縣三級政府預計也將對應成立獨立的疾控局，不排除中央對地方實施業務指導甚至垂直管理。筆者認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尚未結束之際，以及新冠病毒仍存在一定變異風險的當下，國家疾控局獨立而強大的行政權，有助于統一全國性疫情大數據治理規則，有助于自下而上健全基層監測哨點、疫情直報系統，有助于自上而下落實中央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

　　2002年，中國將計劃經濟時代的防疫站，拆分組建為疾控預防控制局和衛生監督局（均為衛生主管部門內設），更強調市場經濟格局下的專業性。歷經本輪疫情洗禮，國家疾控局雖然擁有獨立而強大的行政權，但并不意味著“再行政化”，更不意味著行政權凌駕于專業能力之上。筆者從國務院的人事任命中發現兩個細節，一是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兼任國家疾控局首任局長，王賀勝有著在大城市（天津市）主管衛生部門、在國家衛計委/衛健委分管醫療改革（體制改革司）、醫療管理（醫政醫管局）的專業履歷，并在新冠疫情阻擊戰中臨危受命湖北省委常委、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有著豐富的疫情防控經驗。二是國家疾控局三位副局長中，既有國家衛健委原疾控局局長常繼樂、原應急辦主任孫陽，更有分子流行病學家、南京醫科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洪兵。

　　盡管本輪公共衛生機構改革可能在短期內增加行政成本，但這是各級疾控主管部門自新自強的必由之路。客觀而言，我國醫療管理、醫療改革容易陷入“重醫輕防”（重醫療輕預防）“重大輕小”（對大小醫療衛生機構不一視同仁）“重物輕人”（重視蓋樓買設備，輕視人才隊伍建設）等困境。筆者以為，本輪機構改革意味著，既不能讓“醫”荒唐地吞掉“防”，即前幾年部分經濟下滑地區將服務于公共衛生的疾控中心（CDC）并入服務于醫療流程的醫院傳染病科；也不能讓“醫”短視地擠壓“防”，比如：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后將大量公共衛生應急資金用于新建醫院、新增院區、擴增病床，卻同時拖欠、扣發疾控人員的防疫津貼，對慢病防控、學校衛生、精神衛生（心理健康）等非疫情的疾控工作長期重視不足。

　　新冠疫情以來，疫情防控方針中的“醫防融合”開始表述為“醫防協同”表述，或許為本輪機構改革埋下伏筆。但筆者強烈建議，各級政府不應當將“融合”與“協同”對立起來。

　　一方面，管理需要協同，國家疾控局應當與國家衛健委成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的“同盟軍”，無論改為哪種治理架構，整個國家的疾控體系不能碎片化，疾控能力建設只能強化而不能弱化。另一方面，業務需要融合，國家疾控局需要與國家衛健委主管的多項工作深度融合，特別是與“健康把關人”（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首診在基層”（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能力建設）、“全民共建共享”（愛國衛生運動、健康中國行動）等工作無縫嵌合，決不能出現多頭監管、重復建設、標準打架，決不能讓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各類企業同時應付國家衛健委、國家疾控局兩個“婆婆”。

　　因時而變，因勢利導，衛生健康治理是一個持續優化迭代的進程。在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國家疾控局宣告成立，意味著疾控管理的權力結構開始深層次重塑，“政府之手”攥緊拳頭、繃起青筋、重拳出擊。但“超級疾控局”能否將體制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還有待“社會之手”“市場之手”的更多發力，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