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勘:國家“973”重大項目“混合網絡下社會集群行為感知與規律研究”總項目組專家。
此次事件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再加上日本政府發布關鍵信息時含糊其辭,因此,使得日本民眾對于核泄漏事故帶來的消極心理反應劇增,并且有逐步升級的趨勢。
如何看待日本地震中官方及民間的心理過程?對我們又有哪些借鑒?日前,《科學時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學院學部調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社會與組織行為研究中心主任時勘教授。
《科學時報》:您如何評價日本此次應對核泄漏事故的決策和信息發布過程?與我國政府的應對災難相比,從心理學角度看,有什么值得借鑒和總結的東西?
時勘:我們對于日本人民遭受特大災難深表同情,感同身受。我認為,在這次危機應對中,日本政府的態度是認真的、努力的。在新聞發布和調動政府警察和自衛隊中做了大量工作。
但從應對核泄漏事故的決策和信息發布過程來看,還是有一些值得總結和吸取的教訓。此次事件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再加上日本政府發布關鍵信息時含糊其辭,對核泄漏事件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因此,使得日本民眾對于核泄漏事故帶來的消極心理反應劇增,反而大于地震、海嘯災難的心理反應,并且有逐步升級的趨勢。
作為一個災害頻發的發達國家,日本政府有豐富的抗災經驗和先進的救災技術,但這次應對地震及其引發的次生災難,卻沒有中國政府近些年來表現得到位。
中國政府領導往往第一時間就趕赴災難現場,但到目前為止日本福島災難現場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多少官員出現,主要靠電力公司在運作。
在軍隊救援方面,中國軍人的災難救援均是第一時間、不惜一切代價趕赴現場,而日本自衛隊由于其公務員體制,行動較為遲緩。
此外,在救援過程中,突發性地震伴隨著核泄漏、降雪天氣,雖然其困難前所未有,但在災區出現了幾十萬人的飲食供應短缺的局面,讓人難以理解。這么發達的國家,直升飛機、物資都應該是不缺乏的,其信息溝通和災難救援系統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呢?
日本菅直人政府新近上任,還處在磨合期間,此前的幾任領導人上臺執政時間均不長,可能也存在應對經驗不足的問題,也可能是日本現有的管理體制本身帶來的局限。
所以,需要從問題預警、應對和災后救援和干預等方面,系統地思考、總結日本的經驗,為未來的災難應對獲取經驗和對策。
《科學時報》:您如何看待和評價日本天皇發表的電視講話?
時勘:天皇是日本的精神領袖,他在電視講話中在除了對世界各國的救援表示感謝外,也希望日本人民保持希望和信心。從心理學上來說,這很重要。災難一旦發生,民族的信心很關鍵,需要有威信的人出來講話。我對他的講話是很贊賞的。日本天皇講話后,日本股市提升了幾個百分點,這就是心理支持帶來的積極效果。
《科學時報》:在應對地震以及災害過程中,日本民眾心理上出現了哪些變化?
時勘:我個人感覺,從這次災難中,日本民族表現出很高的素質,響應政府的號召,表現得井然有序。我有親友在日本,當政府為節約電力號召大家不要看電視時,他們就只聽收音機,表現了相當大的忍耐力,值得欽佩和學習。
這與日本這個國家多年來成功的災害預防教育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災害頻發,資源匱乏,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單一民族,造就了避免爭斗、倡導忍耐、團隊合作的社會價值觀和行為風范。在地震和海嘯發生的前一個時期,表現出驚人的冷靜和忍耐精神。
不過,福島核泄漏事故曝光之后,日本民眾的心態就急轉直下,恐慌情緒蔓延,政府官員信息發布的失策,也是促使日本民眾出現動搖和恐慌心理的重要原因。
目前看來,核泄漏控制出現了積極的轉機,我覺得日本政府在今后的新聞發布中,除了要堅持及時、真實的原則之外,應該開始關注災后的心理援助問題。災難之后的民眾不僅需要物質救援,更需要心理救援。災難心理學研究表明:在災難中后期更應該注意民眾心理的疏導和調試問題。當災害過去,災民再次面對被海嘯沖走的房子、傷亡甚至杳無音信的親人等等環境的劇變時,更容易積壓深層次恐慌。
《科學時報》:您如何評價中國、包括美國西部一度出現的搶購碘鹽和碘片以及口罩等行為?
時勘:我覺得中國科學院心理所李紓教授提出的“臺風眼效應”很能說明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
心理學上講的“臺風眼效應”,主要指人們對于災害嚴重性的感知與實際所處地域的實際災情并非完全一致。
人們對風險的認知,受到熟悉性、可控性的影響。處于災害嚴重地區的群體,更加了解災害的實際情況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遠離災區的民眾對于核輻射的危害知之甚少,反而更容易產生莫名的恐慌。
2003年在非典中出現了疑似病人、死亡病人的重慶市,其民眾的恐慌情緒水平,明顯地低于沒有發現疑似病人、死亡病人的貴陽市。這就是“臺風眼效應”,也是日本以外其他地區出現的、民眾盲目行為的原因所在。我們掌握了人們在謠言面前的心理規律,就能在輿論方面進行引導。
《科學時報》:此次日本核危機的處理應對過程對我們有哪些值得借鑒之處?
時勘:最近幾年中國自然災難雖然多發,但此次日本所遭遇的是嚴重的多重災難,是我國未曾經歷過的,因此其中很多經驗和教訓值得思考。
首先,目前我國很多地區正在大力推進建設核電站,對沿海地區的工業設施基礎建設,也有更大的投入。借鑒日本在面對核危機的處理及防范的經驗和能力,我們在規劃設計時要進行更為慎重的論證和基礎建設的規劃。
其次,日本民眾在災害面前的總體表現可圈可點,相比之下,我們的災害預防教育體系更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再次,日本政府在這次重大災害和次生災害中,決策應對方面出現了一些失誤。我們也應該接受這種教訓,將科學的應對策略納入今后領導干部危機決策的培訓體系,建立應對非常規突發事件的示范型平臺,特別是關注對關鍵領導崗位人員的系統培訓,不僅是技術上、物質上的培訓,更需要有決策和心理應對的培訓。
在災難應對方面,首先要考慮把更多精力放在預測、預防上;其次,準備應對各種復雜情況的預案;然后,還要考慮到災后的救援,不僅是針對災難的直接受害者,也要考慮對災難救援人員的災后心理輔導和幫助。
最近,按照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需要,經過中國職業技術培訓中心的批準,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專門建立了服務全國的“員工援助師課程發展中心”,以便使應對災難的救援工作更加系統化、標準化和規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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