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氣候變化的兩種文化和一種信息

　　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必須合作建設公眾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支持

　　解決近期有關氣候變化數據的爭議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成強有力的合作伙伴。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來沒有成為舒適的同盟者。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長久以來不信任看上去缺乏“堅實事實”的社會科學，他們常常把后者斥為“軟科學”。

　　反過來，社會科學家可能同樣輕視自然科學領域的同事過分聲稱的客觀性。

　　直到不久前，關于氣候變化的辯論——特別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工作——看上去提供了雙方在合適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合作的一個典范。盡管自然科學家確定了這個問題的本質，社會科學家提供了關于可能的影響以及可能的響應的信息。

　　但是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困擾著氣候變化學界的一場危機已經揭示出這兩個學界仍然存在著鴻溝，特別是在呈現一個統一的傳播陣線從而應對越來越多的懷疑者的聲音的問題方面。

　　自然科學家從社會科學家幫助闡釋科學的過程和公眾所認識的這個過程的問題上能夠獲益很多，而且這不僅僅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是重要的經驗教訓，而且在把科學嵌入到發展政策的更廣泛辯論中也是重要的經驗教訓。

　　需要透明度

　　這場危機無疑強調了需要更透明的科學過程。它也強調了需要更強的意愿去承認一件事：即便這些過程不像許多科學家所聲稱(至少是在公開場合)的那樣正式和嚴格，它并不必然破壞它們的合法性。

　　例如，這就是英國東英格蘭大學的氣候科學家和他們在全世界的同行的私人電子郵件被公諸于眾的事件中出現的一個關鍵教訓，它揭示出了科學實踐活動的更人性的一面(見 “氣候門”的科學教訓')。

　　最近，氣候學界因為被人指控夸大了印度北部冰川正在融化的速度的說法而受到了震動(見 冰川消融之爭顯示研究的漏洞)。科學家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孤立的令人誤導的說法并不能讓關于氣候變化的現實或緩解其影響的迫切性的總體共識變得無效。

　　但是破壞已經造成了。IPCC把它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建立在客觀分析的主張之上，它已經對于任何破壞了這些主張的指控變得非常脆弱(見 IPCC需要做出改變)。而這反過來又嚴重削弱了公眾對采取政治行動的支持。

　　不同的眼光

　　如今的挑戰在于扭轉這種趨勢。在電子郵件被曝光和冰川事件中，氣候變化學界最初的反應是強調需要對其結論進行更嚴格的同行評議。

　　但是這把重點放在了問題的錯誤的一端。正如美國的一位權威氣候學家Stephen Schneider本周(2月18-22日)早些時候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于圣地亞哥舉行年會上所指出的，對IPCC最新一次的評估報告所使用的成千上萬個參考文獻的仔細分析暴露出了“20到30個”科學錯誤——但是這仍然不會破壞通過數千位科學家的研究所達成的主要結論。

　　更有用的是一種更強的意愿，即承認自然科學本身是社會活動而且可能偶爾出現錯誤數據而不會破壞其結論的堅實性。

　　主要的任務不在于改變IPCC的行為，而在于鼓勵公眾用一種不同的眼光去審視這個組織及其信息。而這是社會科學家比自然科學家能夠提供更多東西的領域。

　　氣候懷疑論者變得“科學”

　　AAAS年會上的其他發言者描述了產業界的說客和美國的保守主義政治集團如何故意夸大氣候變化科學的不確定性，從而獲得公眾支持。這代表了它們在20世紀80年代直接對環境管理制度的政治攻擊策略的一種變化。

　　事實上，其中一位發言者——來自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歷史和科學之研究教授Naomi Oreskes認為，這種集團在它們影響公眾看法的手段上正在變得更加“科學”。例如，積極地進行廣告運動以攻擊氣候科學家，這顯示了對選民如何決定復雜問題的更好理解，而絕非科學家常常稱之為的“無聊網站”。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類運動在減少發達國家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公眾支持方面是有效的。而這反過來又會產生風險，破壞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它們應對這類變化所帶來的許多挑戰所需資源的舉措。

　　氣候變化科學家必須在采取傳播手段逆轉這種趨勢方面變得更加老練。不僅他們的科學要變得堅實，而且還要更好地理解社會對此做出反應的方式。因此，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的投入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