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將成為我國“十二五”重要挑戰

　　2月19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本屆年會題為為“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的幾個重大問題。在論壇中，關于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國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成為與會專家聚焦的重要議題。論壇成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演講中表示，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特點是“未富先老”，這將成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戰。

　　1、蔡昉：中國老齡化比例高

　　2009年，中國的老齡化比例已達8.3%，顯著趕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齡化，我們過去更多地作為一般現象來看待，其實，其背后有更多的含義，特別是對經濟增長的含義。”蔡昉在論壇上表示，中國人口變化的最大特點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國65歲以上老人占人口結構比重為6.8%，與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樣，至2009年，中國的老齡化比例已達8.3%，顯著趕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說，沒有辦法讓老齡化停下來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說，是發展階段造成了人口轉變階段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非某一項政策造成，所以調控政策無法解決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們的參照對象為高收入水平國家，和他們比我們并不老，甚至還相對年輕，最關鍵的是如何關閉未富先老的窗口。”

　　2、樊綱：城市化率低于工業化率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

　　“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3、李揚：分析物價上漲應考慮四因素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年會上說，對于物價上漲，應從市場結構、國際傳播、成本推動及類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慮。

　　李揚認為，其一是市場結構問題，一般是從宏觀角度去分析，但反過來也要找找宏觀經濟現象基礎，比如，這一年來的市場參與度如何？交易合約怎么設計的？程序怎么樣？對價格產生了什么影響？此外，就是從國際傳播的因素來考慮。此前被強烈關注的石油漲價問題，實際上包含炒作因素。最后是成本推動因素以及類金融化問題，比如，金融資本炒作，對物價產生的影響。

　　樊綱表示，現在中國貨幣確實面臨著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他認為流動性過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貸款、M2增長過快，在情況變化后，一些過度發放的流動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兩年有些外資包括熱錢的流入，每個月每個季度都有外匯儲備的增加，這也意味著國內流動性的增長，因此，要適當對沖掉這些新增的流動性。

　　4、李稻葵：房產限購應淡化戶籍色彩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國內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對于改革在當前情勢下遇到的瓶頸，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說，改革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調動部分基層。需要通過基層感受來設計新機制改革。

　　李稻葵表示，房地產限購應該從局部的資本管制這個角度來理解，而一個十分重要的隱患卻是戶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帶，“北京市的房產限購政策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把戶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戶籍存在灰色市場和灰色價格是一個大家都清楚的事實。”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購，就是把從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倒買倒賣戶籍的人手里，這樣投資需求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議將限購作為過渡手段來堅持，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體政策還需進一步完善，“淡化戶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實際標準，時間也不一定要很長，兩年應該夠了。”

　　5、劉偉：面臨通脹和滯脹雙重壓力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上，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在發言時表示，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選擇以及完善宏觀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問題。

　　通貨膨脹壓力大

　　劉偉表示，從2003至2008年，此次金融危機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已面臨一些挑戰，宏觀經濟的失衡不是表現為過冷而是過熱，投資和消費方向不同，“投資領域過熱，而針對消費，當時提出的是產能過剩”。

　　劉偉說，2008年下半年來，進入反危機時代，擴張的政策力度非常強，財政政策也更為積極。目前的宏觀調控已處第五階段，回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情況，“不敢緊縮，不敢擴張，原因不像2003年至2007年，是不同領域結構性的方向差距，這次面臨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帶有滯脹的威脅和經濟衰退威脅，有相當大通貨膨脹壓力。而這種兩難選擇是總量失衡問題，這也是‘十二五’宏觀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擴大內需很重要

　　劉偉表示，現在強調宏觀政策的需求效應，擴大內需很重要，在中國要關注宏觀政策，包括貨幣政策的供給效應。

　　他表示，在度過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后，“十二五”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宏觀政策調整，除了強調短期總量均衡外，要關注供給方面的調整，強調效益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