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交稻在中國問世40年需加快“全球化”步伐

2013年10月17日，袁隆平一行來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富家橋鎮，查看萬畝示范田超級雜交稻的生長情況。

　　10月16日是第33個“世界糧食日”。據統計，目前全球仍有8.42億人長期處于饑餓之中，相當于每8個人中就有1個人在遭受饑餓的威脅。

　　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世界種植水稻的國家有110多個。水稻作為世界主要糧食作物之一，對于滿足中國、東南亞乃至非洲、美洲等地居民的 “口腹之欲”，保障世界糧食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作為曾經幫助中國人民擺脫“吃不飽”困境的雜交水稻，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卻遠沒有國人想象的那么樂觀。

　　今年也是雜交水稻在中國問世40周年。一直以來，讓雜交水稻走出去、惠及世界人民，始終是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一個夢想。如今，雜交水稻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推廣情況如何?其國際化之路面臨哪些困境?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多名專家，試圖還原被冠以“水稻外交”使命的中國雜交水稻的國際化路徑。

　　“走出去”

　　1964年，袁隆平率先在我國開展雜交水稻研究。1973年，袁隆平實現三育配套，育成雜交水稻“南優二號”。屈指算來，今年正好是雜交水稻在中國問世40周年。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雜交水稻自問世以來，即開始了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國際化推廣之路。1976年，雜交水稻在中國實現大面積種植。3年后，雜交水稻的種子首次“出國”。

　　廣東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長王豐介紹說，1980年，雜交水稻作為我國出口的第一項農業科研成果轉讓給美國。此后，雜交水稻又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的首選戰略措施，在印度、越南等發展中國家進行近乎無償的推廣，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也正是早期雜交水稻國際推廣的一個鮮明特征——它在很多時候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所謂知識產權的問題并不為人所重視。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相關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樣一項對糧食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的技術，在1980年轉賣給美國時只是簡單地簽了一項保密條款，因為當時國內還沒有出臺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

　　然而，無論如何，近40年來，中國的雜交水稻已在東南亞、美國等地落地生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至2010年，亞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已有40多個國家引種、研究和推廣雜交水稻，雜交水稻的國外推廣面積達到300多萬公頃。

　　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兩位都在研究雜交水稻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和朱英國以及他們所率領的團隊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50%以上的雜交稻是由中國的技術發展而來。”朱英國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說，目前中國的雜交水稻在美國已形成良好的體系，實現了大范圍機械化生產。“在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以及非洲的幾內亞等地，推廣得都不錯。”

　　世界上90%的水稻種植面積在東亞、東南亞，歐洲的水稻面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此可見，中國雜交稻的國際推廣之路可謂風生水起。

　　“朱院士研發的紅蓮型雜交水稻，目前推廣度比較高，因為它有耐高溫的特性，在東南亞地區受到歡迎。”朱英國的學生、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李紹清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在雜交稻的國際化推廣之路上走得更遠。早在199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就聘請袁隆平為首席顧問，將推廣雜交水稻列為世界上糧食短缺國家的首選技術。

　　而袁隆平領銜的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隆平高科”)，近年來更是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動作頻頻。

　　2010年12月29日，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雜交水稻技術合作項目在雅加達正式啟動，該項目由隆平高科和印尼農科院執行。

　　2011年11月，中國隆平高科和印尼國有種子公司簽訂《關于在印尼全國聯合建立優質高產雜交水稻生產、推廣、服務體系的協議》。隨后，印尼蘇鋼集團與隆平高科印尼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同意在蘇門答臘省建立雜交水稻示范推廣體系。

　　今年7月16日，由中國隆平高科(印尼)OPTIMA水稻公司與印尼蘇鋼集團合作，在蘇北省某村設立的水稻實驗田舉行試種成功收割現場會。當地部門的分析報告稱，收割的產量達到每公頃10.8噸，如果再推后10天收割，每公頃產量有可能超過11噸。

　　雜交稻國際化推廣步伐的加快，也為隆平高科帶來可觀的效益。《中國科學報》記者查詢隆平高科半年報發現，2013年上半年，該集團總營收8.4億元，其中國外市場貢獻的營收突破1億元，占總營收的八分之一。

　　但在袁隆平、朱英國等人看來，這樣的推廣成績并不算令人滿意。

　　推廣與競爭

　　事實上，“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一直是袁隆平的心愿。為實現這個目標，他曾提出“雜交水稻外交”的建議。

　　10月9日，在接受國內多家媒體采訪時，袁隆平回應了《中國科學報》記者有關雜交水稻與國際化的提問。

　　“我有兩個夢想，一是‘禾下乘涼夢’，一是‘雜交稻覆蓋全球夢’。(關于第二個夢)，全世界有22億畝水稻田，雜交稻在中國有2億多畝，但全世界加起來不到3億畝。”袁隆平字斟句酌地說。

　　據袁隆平介紹，目前，全球水稻平均畝產量不到300公斤。日本的水稻種植面積在2600萬畝到2700萬畝之間，平均每畝產量約為450公斤。我國的雜交稻總面積是日本水稻面積的10倍，平均畝產在500公斤左右。目前，超級雜交稻的平均畝產已達到600公斤，面積約有2000多萬畝。前不久，第四期超級稻的攻關結果已經出來，百畝連片畝產已達到988.1公斤，距離1000公斤的目標已越來越近。

　　“如果雜交水稻真正走出國門，全世界的水稻田有一半種上雜交稻，也就是11億多畝，那么平均每畝可增產150公斤左右的糧食。”袁隆平說。

　　談笑風生之間，袁隆平豪情滿懷。但1億畝與11億畝的差距，顯然不是短時間內能抹平的。相較雜交水稻在國內的成功，國外的雜交水稻推廣依然還須努力。

　　在中國的雜交水稻對外輸出的同時，國際種業巨頭也相繼瞄準了這一市場。他們試圖用自己研發的種子來取代中國雜交稻在世界上的位置。

　　公開資料顯示，除中國外，印度、越南、菲律賓、美國、日本、埃及等很多國家，國際水稻研究所等國際組織以及拜耳、杜邦先鋒、孟山都等不少國際大型種業跨國公司，都已開展了多年的雜交水稻育種和應用研究。目前，已有一些雜交水稻品種通過當地國家的各級試驗，已經或正在進入商業化應用。

　　據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人員介紹，從育種材料類型上看，不管是三系雜交水稻，還是兩系雜交水稻，這些國際組織與公司都已擁有其基礎遺傳資源，并已初步育成了一些符合當地生產需求的兩系和三系雜交水稻品種及其親本。“從專業技術的角度來說，只要假以時日(可能是短短幾年)，完全有可能開發出適合各地應用的優良雜交水稻組合。”

　　外在的競爭在加劇，而在中國的雜交水稻進軍國際的道路上，由于對國際知識產權的忽視，中國企業開始遭遇一些自己種下的苦果。

　　王豐就曾表示，國內把大量的雜交水稻新品種賣到國外，又沒有申請當地國的基因保護，當地國的單位、企業或個人就有可能把這些新品種稍加改良后以自己的名義保護起來，成為他們的知識產權，導致“種中國稻侵外國權”的問題。

　　如此看來，中國雜交水稻種子的國際化道路委實不容樂觀。

　　科學家的困惑

　　在科學家們看來，盡管國際競爭加劇，但阻礙中國雜交水稻推廣的關鍵因素，在于有關部門對雜交水稻技術出口采取的被動保護方式已然不合時宜。我國目前對于雜交水稻種子出口有非常嚴格的政策限制，這種現狀如不加以改變，我國雜交水稻要大步“走出去”將很難實現。

　　“這些年，我國一些科研機構和種子企業探索國際合作及拓展國際市場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障礙仍然是國家雜交水稻種子進出口政策的限制。”上述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說。

　　記者了解到，國家有關政策規定：雜交水稻親本種子禁止出口;兩系雜交水稻雜種種子不準出口;三系雜交水稻雜種種子須通過國內品種審定5年后方可出口。此后，農業部對這一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修改后的政策規定：允許出口國內已審定3年的三系雜交水稻和已審定5年的兩系雜交水稻的雜交種種子;允許出口三系雜交水稻不育系和恢復系種子，以用于國外生產制種;不允許三系雜交水稻保持系和兩系雜交水稻親本出境。

　　“優勢明顯的兩系法雜交稻不讓出口，這種現狀令人遺憾。”袁隆平說。

　　此前，湖南省農業廳的工作人員也曾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多年來，雜交水稻技術的國際合作，從國家之間的協議到企業的參與，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國種子出口限制條款而使雙方合作停留在試驗或示范階段，不能進行大面積生產和商業化開發。

　　李紹清也向記者表示，國內本身政策方面有太多限制，超級稻原則上不能出口。“目前搞雜交稻研究的國家很多，如果別人(比如美國、印度)及時向國際輸出，成為新的輸出國，我們在時間上就不占優勢了。”

　　“中國的雜交水稻在國際上還存在內部競爭的問題，我們在國外做種子銷售的公司有很多，但這些企業沒有有效整合起來。”朱英國說。

　　何以破局

　　9月19日，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縣宣布，超級雜交水稻新品種“Y兩優2號”百畝試驗田平均畝產達到926.6公斤，再次刷新世界雜交水稻高產紀錄。

　　空有世界領先的技術，卻因為政策限制和惡性競爭，導致“水稻外交”遲遲難有重大突破。何以破局?

　　專家們認為，唯有在技術出口層面實施更加開放的對外政策，在“保護中開放、在開放中保護”，才是雜交水稻大規模國際推廣的有效途徑。

　　加快雜交水稻的國際化推廣，不但可以為國際糧食安全作出重大貢獻，而且可以提高我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帶來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多重效益。“比如美國有 600多萬畝雜交稻，每年給我國繳納3%的ZL提成，就有400多萬美元。如果世界上一半的稻田都種上雜交稻，每年可為我國帶來上十億美元的收入。”袁隆平說。

　　袁隆平為此建議國家對于雜交稻的國際化道路持更加開放的政策：“可以設置一個規則，第二期超級雜交稻攻關成功后，就允許輸出第一期的成果;第三期成功后，允許輸出第二期的成果。以此類推，第四期攻關的情況同樣如此。”

　　同時，政府要專門扶持幾個雜交水稻的龍頭企業，擴大對外輸出的規模，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朱英國也認為，雜交水稻應該加快國際化步伐，特別應該向非洲、東南亞等適宜種植水稻的國家推廣，“這樣的推廣有一些帶有半援助的性質”，也是“水稻外交”使命的一個重要體現。

　　他舉例說，國外很多地方希望中方能在他們當地生產種子，有一些公司已開始在國外建立種子基地。“雜交稻研發本土化，最好的方法是在當地開展研究，產品直接投入市場，這樣更便于當地接受。”

　　針對東南亞地區的水土條件，目前朱英國研究團隊正加強抗病抗蟲抗熱品種的研究，為更好地鞏固當地市場并作技術儲備。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建議，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較為完善的國家，應對我國的雜交水稻技術和資源實現雙重保護;對于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剛剛建立的國家，可以利用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制度，進行保護性商業開發;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欠缺的國家，政府應通過簽訂雙邊協議，以確保我國種質資源的有償使用和合理使用。

　　“對于雜交稻的國際推廣，我們要有開放的心態。只有開放，才能促進雜交稻事業的發展;也只有開放，才能有利于我們水平的提高。”袁隆平語重心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