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科院金屬所時,所里的研究人員分三類:“高老大”(國外回來的研究員)、“高老二”(副研)、助研。師昌緒先生是第四研究室的主任,也是金屬所當年的八位“高老大”之一,他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知識淵博的忠厚長者風范。每次見到他,我先前緊張的情緒就立刻松弛下來。
國家廣州會議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后,要求保證科技人員5/6的工作時間,金屬所各研究室都配一名業務秘書,把研究室的業務工作管理起來,特別要保證“高老大”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時間。作為第四研究室的業務秘書,師昌緒先生讓我把辦公桌搬到他的辦公室里,要我大膽工作。
當時,金屬所全所有八大任務,我們四室有五項:AB-1任務是M17鑄造高溫合金九小孔葉片、808任務是國產節鎳的鐵基高溫合金渦輪盤、A4鋼(Cr17Mn14Mo2N)是一種節鎳耐蝕不銹鋼、FeMnAl合金系列,以及111任務的MoB鋼。金屬所很重視這八大任務,所領導下到室里蹲點,AB-1任務由原黨委副書記陸炳昌蹲點指導工作。
室主任會議確定了任務目標以及各節點完成的進度,我起一個實施、保證和協調的作用,遇到困難實在解決不了時,我才去找師昌緒先生。記得他邊給我壓擔子,邊對我的工作給予肯定和表揚。后來在北京住院時,他還給別人講我做業務秘書時,他遇到的麻煩最少,工作也最輕松。
上世紀70年代初,黨中央落實政策,師昌緒先生從群眾專政指揮部解放出來,被分配去給當時的教學連學員寫金屬學課的講稿。教學連學員都是轉業兵、下鄉知識青年和部分高中生,他每天早晨四五點鐘起床寫講稿,并堅持給教學連第一期學員授課。雖然大材小用,師昌緒先生依然樂此不疲。
后來,他終于能夠回到他親手創建的高溫合金組去工作。這時,九小孔空心葉片已從410產轉到貴州生產,企業葉片生產成品率低,師昌緒先生親自帶領一個小分隊去解決葉片生產中的問題,包括建立驗收標準等。他們住簡易招待所,與廠里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攻關幾個月,直到合格率達到實心葉片的程度,才回到沈陽。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曾隨師昌緒先生同去該廠,從進廠到出廠,無論哪個地方,師昌緒先生所到之處,人們都蜂擁到他身邊問長問短,可見他“材料醫生”的美稱絕非浪得虛名。
1978年,師昌緒先生出任金屬所副所長,領導全所的科研工作。他注意到所里人才不能適應國際合作的需求,除積極推進重新招收研究生外,還爭取到世界銀行的一筆高級科技人才留學基金,送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出國進修。他還邀請了美國的兩位老師——Folson和Lemon到所里開辦高級英語口語班,連續兩期,所里大約有60~70人參加,后來這批人成為所里外事活動的骨干。
1981年,師昌緒先生與陳能寬先生討論國內急需的一種抗氫脆材料,陳能寬先生講他們單位調研后發現國內基本沒有人能做。于是,陳能寬先生帶領一隊人員來到金屬所,師昌緒先生請了李薰所長、徐曾基副所長還有我一起到辦公室,請陳能寬先生交底談要求。事后李薰所長說:“金屬所就是要做別人做不了的工作,否則就沒有在中科院存在的必要。”師昌緒先生對我說:“這種重大項目就交給你們年輕人了。”
此前,這類大項目都是由“高老大”負責的,因此,我們雖然誠惶誠恐,但更有信心拼一拼。當時這項工作很難,有的人說不能做。我們同一個研究室的周本濂和所里的徐曾基都非常支持我們,所里一共有30多人、涉及6個研究室參與其中。我們從做試驗設備開始,做出材料和數據提供給用戶,因為完成得好,用戶不斷提出新需求,圓滿完成了抗氫脆合金的五個系列,以及許多新工藝產品。工作中師昌緒先生經常了解進展情況,指出應注意的問題,并參加我們的學術交流會和鑒定會。遇到問題,我們總是與生產廠和用戶一起商量解決,每年舉行一次學術交流會,總結工作并提出下一年的任務,這樣的工作持續了30年。
1983年,李薰所長去世后,師昌緒先生調到中科院技術科學部當主任,后來又當了中國工程院的副院長,他每年都會回沈陽,除了必須去研究生部和金屬學報社外,一定要向所班子了解所里情況,主要是基礎與應用學科的關系處理得是否恰當。他每次都強調沒有基礎理論,就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沒有應用研究、不解決國家的問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他要求我們在各方面都要擺平這兩者關系。師昌緒先生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人才,在人才斷層時,他要我們注意選拔優秀的年輕人,不要苛求,要看他(她)們學術上的潛力和人品,我們一直遵照他的要求盡力去做。他提出選出人才,給他們舞臺讓他們施展才華,并且送他們到國際上去見世面,他還把邀請他去國際會議上作報告的機會讓給年輕人。
師昌緒先生90歲高齡時還天天去國家基金委上班,每天去他辦公室的人絡繹不絕,他總是有求必應。汶川地震前我們應邀去成都飛機公司,參觀完后他與柯偉、李殿中和我去與二重談三峽水輪機生產合作并參觀8萬噸擠壓機生產高溫合金渦輪盤,出來后他去主持資深院士會議,我們去機場回沈陽,就在飛機即將起飛時大地震發生了,盡管在同一城市卻互相不得而知,我們十分著急,事后問他,他只是感覺搖晃得厲害。
去年四月,師昌緒先生患肺炎住進北京醫院,其間我們去看望他,他總是惦念由他向國家建議的兩個專項是否落實。由于材料產業化專項沒有達到他原來要產業化的本意,他有時也悶悶不樂,主要是非常擔心國家花了那么多錢研發都是只做到一半報獎就了事,他常常為材料生產和機械制造工藝不穩定,一些批量生產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感到難過。
11月10日早上7時7分師先生離我們而去,我們十分悲痛,去北京八寶山向他遺體告別。至今,我還是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經常覺得他還健在。無論如何,金屬所還要大發展,全所將更加團結,按照創新驅動發展的要求,以最佳的科技創新發展成績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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