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項目博弈背后的學術資本煉金術

　　■由于中國科技體制的特殊架構，我們除了擁有世界科學界面臨的共性問題，還有基于中國科技體制的特色性問題，而且這些特色性問題正在演變為中國科技界的毒瘤。因此，剖析中國科技界在項目博弈背后隱含的學術資本煉金術，就是當下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

　　■人們最為常見的，也屢遭學界與公眾詬病的科研項目向行政官員傾斜的現象，就是資本煉金術在當代學術場域內發生變異的典型案例。

　　在大科學時代，科學研究一刻也離不開經費的支持，世界各國概莫能外。而維持科學運轉的經費來源都是以各種項目形式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項目已經成為當今科學研究的血液。因此，對于項目的設立程序以及最終評定的關注，怎么評價都不為過。一旦項目在運行過程中出現問題，就相當于科學研究進程以及科學建制得了各種難以治愈的血液病，而眾所周知，各類血液病對于人的健康來講都是棘手甚至是致命的。同理，一旦項目設立與評審過程中出現習慣性扭曲問題，那么科學發展進程也將處于病態，如果不能及時治愈，極有可能讓科學事業出現停滯狀態，甚至出現危及科學系統有序運行的風險。

　　如何從制度設計層面規范科研項目的評審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自大科學時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形成一套比較規范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雖然不能完全杜絕項目評審中存在的各類違規問題，但最大程度上避免內外因素在評審中對科學事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可能的。然而，由于項目背后隱含的巨大現實利益，企圖越過已有規范的柵欄的潛在沖動與誘惑時刻存在，新的違規問題總是以各種日益隱蔽的技術配以巧妙的形式屢屢上演，因此，治理項目評審的過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于中國科技體制的特殊架構，我們除了擁有世界科學界面臨的共性問題，還有基于中國科技體制的特色性問題，而且這些特色性問題正在演變為中國科技界的毒瘤。因此，剖析中國科技界在項目博弈背后隱含的學術資本煉金術，就是當下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

　　所謂學術資本煉金術，本是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1930～2003年)提出的一個形象化的說法，粗略來說，意指各種資本交織在一起，在某一個特定的場域發生相互作用，最后導致事物的發展進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個過程就如同古代的煉金術，希望通過把各種低價值元素混合在一起，經過化學變化，最后煉成黃金等貴重金屬的行為。在科學場域內，通過對項目評審博弈過程的細致分析與挖掘，我們同樣可以發現這些新時代的學術資本煉金術現象，也正是這種煉金術，導致當下的科技資源分配領域存在諸多很難處理的問題。如人們最為常見的，也屢遭學界與公眾詬病的科研項目向行政官員傾斜現象，就是資本煉金術在當代學術場域內發生變異的典型案例。為了徹底解決這些難題，我們需要把學術資本煉金術發生作用的內在機制梳理清楚，這也是未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切入點。

　　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三種主要的資本形式，分別是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三種資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如下形式表征出來：政治資本對應著權力，經濟資本對應著金錢，文化資本對應著學術頭銜與聲譽。這三種資本在社會場域中可以發生交換，由于三種資本的形成條件不同，三種資本在社會場域中的交換是按照不同的兌換率進行的;換言之，三種資本的市場價值是不同的。由于中國的特殊文化傳統以及制度架構，在中國的社會場域內，三種資本按照兌換率大小的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也就是說，在中國的特定架構下，三種資本收益率的表現形式分別是，權力大于經濟，經濟大于文化符號。從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文化資本在學術場域中具有最低的價值排序。民間所謂的十年寒窗，指涉了文化資本的積累過程，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形成緩慢，投資回收期比較漫長。即便形成，文化資本的變現能力也比較弱，這些特點決定了它在社會場域中的兌換率較低。比如，你通過多年的努力學得一種技術，可是要把這種技術順利轉換成經濟利益的難度就比較大，需要一些特定條件來輔助完成，否則根本無法變現。相比而言，經濟資本，其本身就可能是金錢的代表，或者是某種資產，變現的靈活性就比文化資本高出許多。在中國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權力的變現能力是最強的，所謂唯權力馬首是瞻的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它的兌換率也是最高的。比如，一個退休高官可以輕易到一所高校謀得一個教職，甚至一個企業家也可以做到;反過來，一個退休的教授可以到政府部門謀一個官職嗎?顯然幾乎不可能。正是因為三種資本的不同特點，一些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總是預先設置各種措施來阻止三種資本在社會場域中的私下交易，并對三種資本分而治之，如果發現三者之間有非正常的密切勾連，懲罰也是非常嚴厲的，因為它破壞了整個社會維系有序的根基——公平。這些預防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設租、尋租以及換票等行為。

　　回到科學場域，由于中國的科技體制在制度設置上存在一些先天弊端，無法對三種資本進行有效地切割與攔截，導致在項目的評審博弈中，參與者是靠混合資本取勝，而非完全靠學術資本取勝，這才是中國科技體制存在的根本性缺陷。換言之，公平的項目博弈應該是對參與者就同一類型的學術資本進行比較，而非混合資本的比較。遺憾的是，我國的中標項目大多是采用各類資本的綜合得分，而綜合得分高者，并不一定意味著參與者學術資本存量高(成果、聲譽、能力、承認等)，而是由于中標者在博弈中摻雜了比學術資本具有更高市場兌換率的其他類型資本。由此，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何擁有行政職務的人更容易在項目博弈中取勝了;同時，也解釋了為何高校中眾多博士不論內心是否真的喜歡與擅長行政事務都會去競聘一個副處級職位的原因了。但是，通過這種混合資本優勢評審勝出的項目并不是最優秀的，這也就是我國這些年來實施了眾多大項目而收效甚微的深層原因之一。這里需要對權力資本在項目博弈中的作用機制給出簡單的分析，權力資本在現實中主要是通過支配的方式實現的，通過其具有的對人、財、物等資源的壟斷性支配能力，完成權力的再生產，即人財物的交易與兌換。同時，權力還可以通過否定性的力量，在資本市場上以出售或者贖回否定權來實現支配的運作。這也就是法國哲學家福柯所謂的：權力是生產性的，即生產自身又再生產權力關系的深意所在。由于權力的這種潛在作用機制，我們在項目博弈的舞臺上見慣了各類行政權力對于項目的侵吞與占有，比如那些所謂的重大項目，中標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權力，這個比例的高低就如同生活中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一樣(CPI)，一旦科學場域內權力資本、經濟資本大行其道，真正的學術資本面臨貶值的命運就是不可避免的。再比如國家教學名師獎，本是用于鼓勵教師上好課而設立的獎項，而實際情況卻是獲獎者大多是遠離講臺的行政領導，這些事例充分證明了項目博弈背后存在復雜的學術資本煉金術。

　　這種項目博弈背后涌動的學術資本煉金術，對科技發展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由于項目博弈中非學術資本的廣泛參與，導致博弈的勝出者可能并不是學術水平最優秀的，從宏觀上延誤了科學的發展進程。其次，這種暗潮涌動的學術資本煉金術，導致科技資源配置的非最優化。在微觀層面，既浪費了寶貴的資源，又抑制了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第三，由于沒有對各類資本從制度層面進行嚴格的切割與阻攔，導致科技界人為制造馬太效應，敗壞了學術界的純正風氣。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大學與科研院所流行的那些所謂的雙肩挑人才，甚至全能型人才，恰恰是當下資本煉金術的最大玩家，也是對其肩負職責的最大反諷，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誰也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