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應博：產業合作的“兩岸特色”

　　兩岸合作應以市場機制為基本原則，以化解差異、協調共同責任為制度基礎，通過雙向參與、機會公平、靈活務實方式來有效分配產業合作收益，促進共同發展。

　　兩岸產業合作20多年來，不僅在經濟指標上取得了顯著進步，而且在合作模式與機制方面逐步積累了諸多共識和經驗。兩岸產業關系的不斷深化，顯示出兩岸之間在經濟關系上的互補需求。以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為重要合作平臺的機制化、結構化與規范化的制度安排也成為凸顯“兩岸特色”，穩步推進兩岸關系的基石。

　　兩岸產業合作一直被呼吁應具有兩岸特色。兩岸特色的基礎和前提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筆者認為，兩岸特色產業合作的基礎應是市場機制。但就目前看，產業合作中的“兩岸特色”發揮還不明顯。

　　一是高技術產業合作仍存在管制障礙。兩岸產業合作迄今仍以代工生產模式和加工貿易形態為主，雖然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逐步開始進行聯合研發與市場整合，但臺灣當局仍對大陸赴臺以及臺灣來陸的高技術領域的產業投資實施嚴格管制，這違背了兩岸高技術產業合作的自由市場原則，也成為兩岸產業科技競爭力提升的掣肘。

　　二是兩岸產業合作思維仍停留在“臺灣研發、大陸制造、島外(包括海外和大陸)銷售”。在一些具體的行業，研發設計的主導權掌握在臺灣企業手中，這些技術ZL并未通過技術轉移、孵化轉移到大陸來。但要知道，當大陸粗放型資源優勢和成本優勢正在減弱時，取而代之的則是大陸在全球價值網絡中的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大陸與臺灣之間的產業合作上，應該強調資源的互通互惠。在當今開發式創新環境下，過度把持 “專有資源”就意味著失去潛在機會。可見，思維僵化將會阻滯兩岸產業鏈的完整性與可塑性。

　　三是兩岸產業合作的主體性問題尚未有效解決。兩岸產業合作究竟是以兩岸的大企業為主，還是小企業為主，還是大中有小，這是當前兩岸企業合作的一個難題。臺灣產業界認為臺灣企業整體上體量小，單獨一家臺資企業無法與大陸的央企或大型跨國民企合作，因此他們多是聯合多家臺灣小企業與大陸大企業合作。但筆者認為，僅以經濟總量度量合作尺度，似乎說服力不足：衡量企業競爭力的指標不僅是經濟規模，還有很多其他結構性要素指標。

　　四是產業投資中的地方性“尋租”問題制約了兩岸產業合作效果。資源稟賦與政策行為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是大陸投資環境的一大特征。臺資“區域社會資本”化程度高，臺資投資強度可能就會大一些，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與社會化服務水平會高一些。產業投資存在路徑依賴，很多臺商并不愿意到陌生地區投資試水，而相反更加愿意采取跟隨策略。

　　合作原則上，以市場機制為基本原則，以化解差異、協調共同責任為制度基礎，通過雙向參與、機會公平、靈活務實方式來有效分配產業合作收益，促進共同發展。

　　合作動力應從要素驅動向福利驅動轉變。當兩岸產業合作走過了前期的基礎累積階段后，兩岸產業界應更多考慮從兩岸人民福祉角度，創造兩岸公共福利最大化，從而讓民眾能夠從兩岸產業合作受益。

　　“兩岸特色”產業合作的主體應包括兩岸企業與兩岸官方機構與社會組織。兩岸企業是兩岸產業合作經濟收益的創造者。兩岸官方機構是兩岸產業合作的制度供給者。兩岸的社會組織應成為兩岸民眾需求的傳遞者。

　　“兩岸特色”產業合作具有歷史的階段性。不同階段體現的特征和影響因素均不同。根據兩岸產業合作實踐，筆者將兩岸產業合作劃分為要素驅動、利益分化、環境適應、差異化解、制度對接以及區域共同體幾個階段。

　　要素驅動階段：大陸具有勞動力和土地的資源與成本優勢，因此臺商早期來大陸投資是島內資源缺乏、成本上升的一種替代性投資策略。

　　利益分化階段：大陸臺資企業已經初具經營規模，但隨之而來的也是前期遺留下的問題的集中爆發期。

　　環境適應階段：臺商投資大陸的資源動機已經發生明顯轉變。由于全球市場的不景氣以及大陸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臺商投資視角開始轉向大陸市場，并尋求供應鏈上的整合機會。

　　差異化解階段：兩岸實現了“三通”，雙向投資也開始啟動，ECFA簽訂執行。政策上取得重大進展。大陸資源優勢逐步淡化，土地勞動力成本上漲，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提到日程;資源使用開始向高質和結構優化轉變。

　　制度對接階段：兩岸新興技術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大陸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臺灣智慧新興產業合作空間更加廣闊，資源流動比較前階段更加自由。

　　區域共同體階段：兩岸產業界不僅是在企業層面能夠在規范的市場機制下有來有往，同時在頂層設計上也能夠形成更強的政策框架，這也許是我們未來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