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第二大基因測序公司Incyte(納斯達克市值140億美金)的奠基創始人;他與被稱為“干細胞之父”的斯坦福教授Irving Weissemen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家也是最成功的干細胞治療公司SyStemix;他是建國后中國第一位哈佛生物醫學博士,師從諾貝爾獎得主Walter Gilbert教授;他是華爾街備受尊重的醫療投資人,曾以2000萬美金資助Bob Horvitz瀕臨資金鏈斷裂的丙肝藥物公司,同年Horvitz因此藥物獲諾貝爾醫學獎;他是中國醫療投資經典案例——中信醫藥的董事長兼主導投資人;他就是中國醫療投資、干細胞研究及精準醫療的教父級人物——BVCF基金創始合伙人楊志博士。
巴菲特年會是一年一度的全球投資者盛宴,被稱為是資本主義的 Woodstock 狂歡節。今年的第51屆股東大會于4月30日在奧馬哈召開。楊志博士作為受邀演講嘉賓,在中美投資論壇上作了關于醫療投資趨勢的主題演講。動脈網在現場對楊志博士進行了專訪。以下是采訪內容:
動脈君:您當初回國是基于一種什么想法?在科研上您已經非常成功了,為何在科研之后又選擇了做投資?
楊志博士:從哈佛畢業后,我真正從事純科研的時間只有三年,就是在洛克菲勒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之后經由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也是諾獎得主David Baldimore介紹,我與斯坦福大學教授、干細胞之父Irving Weissemen及其他科學家一起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也是迄今最成功的干細胞治療公司SyStemix,該公司后被諾華制藥以10億美金收購,成為其重要研究部門。
九十年代中期,我作為奠基科學家又創立了Incyte(動脈網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市值140億美元)成為美國醫藥界的獨角獸、全球第二大人類基因組公司。
在連續創立了4家公司,并將這些公司賣掉后,我的好朋友也是當時世界最大生物制藥公司BioGen的卸任CEO邀請我與他一起復制BioGen的模式,進入中國并創立SinoGen。也就是從這個項目的融資開始,我與投資公司頻繁接觸,并逐漸進入投資領域。我于2000年正式在硅谷創立BioVeda基金,專注于醫療健康領域的風險投資。在進入投資領域之后,我發現過去影響一家公司的科技以及管理經驗,可以經由資金的渠道被無阻礙地傳達到數個公司。例如,我們對Bob Horvitz創辦的公司提供了關鍵性資金支持,并對其研發團隊進行激勵模式的改造,使得其成功完成以細胞凋亡為機制的丙肝藥物開發,并于同年獲得了諾貝爾獎。BioVeda基金也因此贏得了華爾街的致敬,成為當時華爾街最為活躍、收益最好的生命科學領域風險投資基金。2005年,我回到上海創立BioVeda中國基金(BVCF)。這也是全球首個專門投資中國醫藥健康領域的美元基金。算起來,我們在亞洲專注醫療投資的年頭已經接近20年。而世界上最專業的醫療研發機構,包括諾華、禮來、強生、梅奧診所、NEA,及著名金融機構也在過去十幾年里持續地給予我們資本支持。
動脈君:您認為中國國內的醫療產業缺乏的是什么?還面臨著哪些挑戰?
楊志博士:真實且高質量的源頭創新是中國整個醫療創業圈最匱乏的,這種匱乏本質上根源于中國投資者及資本市場對短期利潤、企業市值等眼前價值的追逐。現在醫療科技的源頭創新依然集中在美國,以斯坦佛和哈佛為輻射中心的加州及波士頓地區。我們看到美國很多年輕人的創業,耐得住寂寞,他們在踏實堅韌地研究人工智能、干細胞治療、云計算、基因組大數據的時候,中國多數的醫療創業公司還在靠微創新,炒概念、做平臺,期待在一片商業混沌中,投機取巧、找盈利突破口。
如同谷歌和百度在境界上的差異,中國創業企業還很多停留在二維互聯網模式創新上,但是我們看到真正的醫療創新正在升級為以大數據為核心的三維創新。美國人稱醫療數據是未來的石油。這種融合了生物技術、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的技術創新將以摧枯拉朽的力量降維攻擊二維互聯網模式創新企業。創業企業的追逐方向,是整個國家的發展導向與未來。醫療創業企業的瓶頸,亦是中國整個經濟格局發展亟待解決的發展瓶頸。
動脈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精準醫療行業非常火爆,您對這個市場有著怎樣的評價?
楊志博士: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現代醫療體系的誤診率都非常高,在中國,這個數字恐怕達到40%以上。誤診給患者及保險付費方帶來極大的資源浪費以及疾病治療的貽誤。高誤診率不是中國醫療體系所特有,誤診率高更多是由于現代主流診療體系所依賴的檢測工具和數據并不完善,做診斷所能依賴的信息少。精準醫療的使命就是終結較高的誤診率,最終實現醫療體系“按效果付費”的理想未來。
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醫療技術巨大變革的偉大時代。大規模生物樣本數據庫(如人類基因組序列)以及其他強大的醫療技術(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基因組學、細胞檢驗以及移動醫療可穿戴設備)、計算工具、大數據的發展,精準醫療的時代正在以指數級的發展速度迅速向我們走來。
但是,精準醫療存在一個問題 ——由于其個性化治療的特性,造成其商業化門檻高。但是我們相信精準醫療的大時代已經到來,相關技術已經準備好。現階段精準醫療還是有錢人的特權,這是一個面對死亡越來越不平等的時代,能夠承擔費用的富人,面對絕癥可以通過新的治療挽回生命,甚至當奇點最終來臨,人類甚至可能實現永生。當然精準醫療的高價屬性,并不影響這個領域的創新公司賺錢取得高額利潤。這也符合經濟價值規律。但是我相信,精準醫療的大門會在技術快速發展的護佑下,以指數級速度越來越向普通消費者敞開,成為普惠醫療的一部分。
當然,精準醫療的普及還需要應對人才的挑戰。基因學即使在美國仍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十幾年前畢業的醫生可能很少接觸到基因學。對于臨床醫生,把基因學融入到醫療中是一個新的學習過程,加上基因學非常復雜,數據極為龐大,醫生還需要不斷更新基因學的發展,這很難做到。但是我們最近也觀察到一個方向,突破性生物技術、大數據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同時到來,很有可能從根本上緩解人才瓶頸。
動脈君:在精準醫療這一領域您是否投資了一些項目?
楊志博士:在精準醫療領域,我們很早就有布局。現在中國這個領域的創業公司有些像古董市場,一不小心就會走眼買假貨。99%的公司都在用國外過時的ZL技術,經過技術整合,甚至純粹的概念聚合,包裝成新公司、新平臺。我們挑選公司非常謹慎嚴苛,被投公司一定要有真實高質的技術壁壘。當然這些得益于我們投資人團隊的深厚科學背景及專業領域人脈。
我們在最新技術分子診斷、CAR-T、PDX分子免疫治療、醫療大數據、遺傳大數據方面都有布局。這些項目有些來自美國,有些來源于中國。對技術及團隊的良莠判斷,我們要求非常高。相信我們投資的精準醫療相關公司在不久的未來將成為該領域炙手可熱的領軍企業。
動脈君:生物醫藥領域需要很多的資金投入,較高的專業水平,而且產出周期長,在這個領域必然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您是如何看待的?
楊志博士:生物醫藥領域作為朝陽產業,名聲在外,在經濟下行的環境背景下,生物醫藥企業吸引了很多專業或者準專業的投資機構。但是,這里我要給大家潑一下冷水。這個領域是所有醫療投資板塊中,陷阱最多,李鬼最猖獗的地方。生物醫藥企業的投資投入和產出之間存在黑箱以及極大不確定性。
創新性的醫療器械也是如此,雖然器械進入市場的周期很短,但是一旦進入市場競爭就會很激烈,再加上器械面對的市場領域比較狹窄局限,與醫藥相比利潤率不容易做高,市場空間沒那么大。這也就是為什么大家會首先選擇生物醫藥投資,其次才是醫療器械。與醫藥投資相比,醫療服務領域的門檻更低,只要一個生意開始賺錢,就很快聚集一批企業及資本,充分競爭的結果就是大家都很難賺錢。而尋找估值合理的醫療服務標的投資,現在也難上加難。
這樣的醫療投資現狀我們看得很清楚。經過近20年中國醫療投資的打磨,我們經歷了該領域投資的全周期。失敗案例帶給我們的教訓,我們背上的傷疤其實教會我們更多,如何繞過醫藥投資在研發、工業、流通、政策等各個環節的陷阱。生物醫藥投資最終是一個具備工業背景、醫學背景、生物科學背景、中國政策環境下企業運營經驗的專家團隊的工作,而并不是一兩個生物博士或者醫學博士能夠迅速進入角色的游戲。
我們注意到這個領域的投資在最近一兩年非常活躍,但是大家要記住一個真理:項目是不缺的,而真正好的項目,賺錢的項目永遠是稀缺資源。大家都不愿意談失敗,談敗走麥城的經歷。但我們相信現階段這個領域的大部分投資者還處在積累經驗,用金錢買教訓的階段。三五年后,經歷過這一搏浪潮洗禮后依然存在的生物醫藥投資者,才會變得真正理性,同時也會意識到科學背景工業背景在做這類投資過程中的重要性。
動脈君:目前很多投資機構也都將目光聚焦在生物醫療領域,相較于他們,我們有怎樣的優勢?在行業中的地位如何?
楊志博士:我們最主要的優勢是在中國投資領域近二十年摸爬滾打的經驗,其中尤為珍貴的是失敗經驗。我本人不僅在美國經歷過上一個生物技術浪潮中幾個核心生物公司的創始設立,回國后也經歷過SinoGen公司從鼎盛到衰落的過程。此后又擔任過中信醫藥的董事長,幫助這類國有醫藥公司改制重組,并最終盈利。這些經驗是沒有經歷過這些周期的投資者無法企及的。
我們的基金從DNA上來講是一個有科學家背景的企業家組合,而不是銀行家背景的generalist 基金,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十幾年間,我們的基金是中國唯一一家同時被多家專業制藥公司、醫療研究機構及國際頂尖金融機構投資的醫療基金。
關于巴菲特年會
巴菲特年會始于1956年,第一年參加的股東大約幾十個人。與其說這是一次公司年會,更不如說它其實是一場美國投資精英的狂歡盛典。據巴菲特的傳記作者施羅德女士的文章,股東大會一直到80年代還是大約幾千人參加。到了90年中后期,特別是美股的30年牛市,引發了大量新股東來參加,最近十年參會人員超過了4萬人。這幾年,由于全球化和股市的發展,大量的海外投資者來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大會。中國人每年也有數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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