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

　　文化是考察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力量源泉。近年來，隨著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大規模應用和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的普及，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遷，逐漸進入以“數字化”為特征的新文化階段。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在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中，數字文化新業態特征比較明顯的16個行業合計實現營收39623億元，同比上一年度增長18.9%，近兩年平均增長率超過20%。可見，新時代數字文化產業彰顯出強勁的發展動力，數字文化資源規模化、集成化進程提速，消費場景和規模不斷升級。然而，在數字技術賦能新型文化業態的同時，我國也面臨著數字化轉型之后的文化產業和市場監管體制滯后、法律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治理難題。如何運用好數字化手段，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和國民需求的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加強對數字文化產業的治理和保障，使數字文化更好地服務于民生福祉，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

　　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的必要性

　　推動國家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文化軟實力是衡量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發達的文化產業有助于實現文化創新和文化輸出。因此，文化產業是文化軟實力的基石，提升我國數字文化軟實力須有強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文化產業作為硬支撐。通過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有助于在宏觀層面形成科學、系統的文化發展計劃，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導數字文化產業向符合國家利益和社會需要的方向發展，避免市場主體過度追求產業的經濟效益而罔顧不良文化給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最終實現文化產業的價值歸位。這對于促進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激勵數字文化產業創新，具有保駕護航的積極作用。

　　提升數字文化服務水平。數字文化服務是保障社會公眾平等地獲取文化信息、提高知識素養、參與社會文化活動以及實現各類公共文化權利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保障。數字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離不開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數字文化治理機制，只有圍繞我國數字文化服務的價值目標、主體架構和內容標準等要素，有針對性地出臺法律規范、技術標準，實施數字文化治理，才能推動數字文化服務水平的高質量發展。

　　保障公眾的數字文化權利。公民的文化權利是否能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先進、社會是否文明的重要標志。數字文化的產生對公眾獲取文化權利的途徑、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文化權利保障機制，如著作權、版權制度，難以適應數字文化帶來的全新數字化權利形態。因此，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的建設成為回應和保障公民行使數字文化權利的重要途徑，它不僅賦予了政府和相關機構對數字文化產業和市場進行管理的權力，更賦予了保護公民合法的數字文化權利不受侵犯的責任和義務。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是實現我國數字文化權利最大化覆蓋和數字文化可持續發展創新的必然選擇。

　　保護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文化的無界性和共享性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加強數字文化治理，一方面，可以有效甄別正常的境外文化宣傳、交流、共享行為和文化入侵行為，避免外來文化破壞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文化的認同基礎；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防治低俗化、泛娛樂化等不良數字文化對社會整體價值觀和民眾心理的危害，消除文化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在數字文化時代對傳統文化的誤解和曲解，使文明的思想精髓得到傳承與發展，優秀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得以呈現。

　　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的建議

　　建立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標準體系。數字文化標準的參與主體和內容具有多樣性，涉及新聞服務、版權服務、文化藝術服務等多個文化行業。盡管當前已有許多政府出臺的國家標準、行業協會頒布的行業標準以及國家數字文化工程建設標準，為數字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但從整體上看，數字文化標準的發布主體復雜、標準數量多、重復率高，可能會導致具體執行過程中產生理解差異和適用錯誤，造成實際應用中的諸多障礙。明確數字文化標準是推動數字文化治理的前提，要加強數字文化的標準管理，就必須從以下層面著手建立起統一、規范、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文化標準體系。一是重視標準的統一和銜接。政府需要發揮居中指導作用，在各部門、機構、社會組織之間建立有效的銜接和溝通交流機制，確保各類標準在實施過程中能夠協調運作，盡量避免標準的重復開發和信息孤立。二是創新標準體例。國家應當重視標準體例在文化數字標準體系建設中的指導作用，及時出臺各類標準編寫應當共同遵循的指南和體例，在一些能夠做到全國統一的文化產業、領域中盡可能適用國家標準。三是堅持中國特色。數字文化的標準化工作就是要服務于中華文化的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意味著數字文化標準體系的建設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國民需求出發，扎根中華文化，堅持中國特色，走適合自己的數字文化發展道路。

　　培育“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是“十四五”期間我國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重大創新，也是數字文化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在該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將調整和完善文化管理觀念，正確理解社會參與對推動數字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意義，實現文化職能轉型。通過政策宣傳和制度保障，充分調動和發揮企業、社會組織與民族參與數字文化治理工作的積極性，最終形成全社會參與數字文化治理的強大內生動力，構建起“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黨領導下的數字文化協同發展。傳統的文化管理范式無法形成有效的合力來處理跨部門、跨領域的數字文化爭端和訴求，造成區域數字文化發展的不平衡。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治理工作最鮮明的政治特征，其最大的優勢在于通過黨的最高領導凝聚政治共識和文化共識，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有效銜接。在構建中國特色數字文化治理機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以黨組織作為紐帶，以黨的精神、政策和系統化思維作為指引，充分發揮黨在社會治理，特別是文化治理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數字文化治理的部門協同和區域協同，依托黨的領導體制優勢，以不同領域、不同區域的數字文化機構間的有效協同為突破點，建立跨部門、跨領域、跨區域的數字文化溝通交流和資源共享平臺，形成橫向聯合、縱向貫通的集成化數字文化資源共享格局，消除不同領域、區域間的數字壁壘，解決發展失衡問題，實現數字文化的全面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