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必要的惡魔兼與王亦楠老師商榷

　　日前，由于國家能源委會議釋放出核電松動的信息，相關媒體圍繞核電存廢、內陸核電等話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國研中心王亦楠老師的《內陸核電不適合我國國情》(附于文后)的文章觀點最為鮮明，引起了諸多共鳴和爭論。現針對王老師文中提出的幾點理由，稍談一點個人認識，以與商榷。

　　第一，關于核電安全技術問題。

　　王老師認為即便核電發展歷史更久的歐美尚不能保證核電的絕對安全，況乎核電發展史更短的中國?王老師甚至從一個語義學的角度提出質疑，“可以” 不等于“已經”。這一點上，王老師言之有理。核電從一代、二代、二代半到現在的三代，正是從“不可以”到“可以”一步步走過來的，無限接近但仍未“已經”。

　　但我想列舉幾個數據以供參考：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直接間接造成12000人喪生;2012年底發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顯示，當年全世界有38.75%因空氣污染導致的過早死亡發生在中國。在2010年，空氣污染導致了中國124萬人過早死亡，其中，14萬居民的肺癌死亡與空氣污染有關。

　　第二，關于核燃料的對外依存度問題。

　　誠如王老師所言，我國目前核燃料對外依存度高達85%，存在一定安全隱患。對此，我有兩個疑問：其一，以85%的對外依存度高位，會否因為停建或少建幾座核反應堆而降低，從而消除這一隱患?短期看應該不會。第二，國際核燃料市場會否發生根本性變化?

　　鈾資源確因其與核武器制造密切相關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根據國家對于我國仍處于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當前世界秩序發生顛覆性變化的可能性較小。換言之，國際核燃料市場基本格局不會大變，仍按照市場邏輯正常運行，我們要做的是掌握并充分利用現有市場規則，保障核燃料供應，改革開放，多點布局，而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

　　事實上，由于鈾資源的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美、歐等核電大國和地區鈾資源對外依存度普遍居高不下，均主要來自澳大利園、加拿大、哈薩克斯坦、納米比亞、尼日利亞等少數幾個富鈾國家，日本更是95%以上依賴于美、法、英等國，但并未因此而出現鈾資源危機。實際上，隨著中國日趨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其負責任、建設性的一員，包括鈾資源在內的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高，并不會構成安全隱患，反倒可能成為促進中國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市場、在更廣泛領域內改革開放的外在動力。

　　第三，關于核廢料處理難，核電站退役周期長、成本高的問題。

　　這幾個問題，均因核廢料難處理派生而來，故放在一起來討論。王老師以近乎恐嚇的口氣說“核能破壞人類生存的‘持久性殺傷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無法企及的。”核廢料難處理，王老師所言非虛。面對核廢料，芬蘭人就絞盡腦汁，想出了通過挖掘500米的洞穴，蠶繭一樣層層包裹，來予以隱匿的辦法，其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但從一個發展主義的眼光來看，其一，核輻射有其安全距離，而地球尚有大面積的無人區，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尚無法解決核廢料無害化處理問題，但可以將其封存，只是其投入應納入核電總成本一并核算。其二，現有核電技術只是路徑之一，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在開展釷基熔鹽堆研究。根據中科院規劃，2020年-2030年將建成工業示范釷基熔鹽堆核能系統。倘若成功，則現有技術路徑下的核廢料將不是麻煩而是資源。

　　至于核電退役周期長、成本高的問題，一方面，王老師所列舉的相關成本數字，本身涉及通貨膨脹因素，單純看絕對數字，可能會有誤導讀者之嫌。此外，王老師所討論的退役費用占初始投資的比例，竊以為，更應該從一座核電站的整個生命周期來考慮其投入產出比。更何況，人們對核電退役的認知也在不斷深化、對核電無害化處理的技術也在不斷提升，尤其是隨著退役核電數量不斷增加，市場需求增大，有理由相信核電退役相關技術革新、相關設備制造的規模化效應將逐步體現，成本曲線會呈下降趨勢。

　　第四，關于內陸核電。

　　內陸核電是我國特有的概念，從安全的角度來看，基本屬于偽命題。試問，沿海核電可以執行更加寬松的安全標準嗎?顯然不能。

　　針對王老師重點談到的水資源問題，首先，沿海也好，內陸也罷，核電站選址原本就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論證過程，對水資源條件(當然也包括地質條件等其他一系列條件)有極為嚴格的論證。簡言之，一個地方如果被選為核電廠址，則其必符合相關要求，否則就是項目可研做沒做好的問題，而非核電技術可行性問題。正因為核電選址的高標準，嚴要求，相關部門才要求部分暫停的內陸項目，須對廠址予以保護，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地理條件也是稀缺資源。

　　其次，誠如王老師所言，“我國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圍和程度愈發加大。”核電對水資源的需求，并非是流域性的(面上的)，而更多的是點上的，所以，好比我們并不能因為人均收入不高、存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認為中國沒有富裕階層一樣，我們并不能因此而認為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居然找不到幾個、幾十個水資源有保障的核電廠址。

　　所以，王老師關心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如何把選址工作做得更嚴謹、更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問題，而非一個“是”或者“否”的顛覆性的理由。實際上，核電對于水資源的需求，盡管確實高于火電，但核電的安全運行核心乃在于其系統能否正常運轉，否則，無法解釋，福島面朝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卻依然無法避免堆芯熔化的風險。

　　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圍繞核電的種種爭議，是bad publicity(負面宣傳)、鄰避效應、糟糕的公眾溝通、決策過程缺乏公信力、公共項目補償機制和利益訴求機制缺失以及某種程度的民粹主義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單純看任何一個利益相關方，政府、企業、公眾，其邏輯都可以自洽，但大家各執一詞，形成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如何解開這個結，專家學者們已經開出了諸多藥方，也各有道理。我想談三個可能在一部分人看來不接地氣的建議：

　　一是鑒于核電的特殊性，建議應該建立形成一個全球核電項目論證機制。在現有國際原子能機構平臺基礎上，構建形成全球核電專家庫，對全球范圍內的核電項目開展一一論證，并作為核電項目啟動的前提條件之一，納入項目建設前期工作。對于當前我國相關項目決策不夠公開透明，或發揮一定的補充和外部支撐作用。

　　二是公眾利益訴求集體談判機制。邏輯上來說，公眾潛在利益受損，均可以通過集體談判來獲得合理補償，但目前我們缺乏這樣一套信息公開、利益訴求的暢通渠道，最終導致利益訴求的表達演變成為情緒化的宣泄。這涉及到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公眾以某種形式聯合起來，與由政府背書的核電企業談判的問題，需要在觀念上和機制上有所突破。

　　三是核電安全應形成全球安全監管機制。福島核事故以來，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已經開展了類似工作，但遠遠不夠，也沒有日常化。當然，無論是核電項目建設和全球核電安全監管機制，都涉及到一個國際協調和內政邊界的問題，但從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治理以及核安全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也許會在廣泛層面達成諸多國際共識。

　　每次提及核電，都忍不住想起英文中的一個詞匯，叫necessary devil，即所謂“必要的惡魔”。一如任何事物一樣，核電也有其兩面性。它給我們帶來清潔電力的同時，也一并帶來了一些待解的難題。但短短六十幾年的歷史和區區幾次事故，尚不足以說服我對核電投反對票，而更愿意相信它是個“必要的惡魔”，并將徹底馴服它、駕馭它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研究和實踐摸索上。

　　內陸核電不適合我國國情

　　我國的核電“大躍進”因為福島核事故緊急剎車。但是，隨著2013年霧霾治理成為焦點，重啟內陸核電的呼聲又呈抬頭之勢。在一些報道里，與煤電相比，沒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顆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電似乎是“滿足中國能源發展需要、解決中國能源環境污染、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現實的、重要的途徑”，甚至有人提出“中國應加速發展核電、再建80個核電站”等。如果再建80個核電站，核電無疑要往內陸發展了。

　　治理霧霾，去煤化是無可爭議的。但我認為，無論從安全性、清潔性還是經濟性上來說，核電都不應該是中國能源結構轉型的戰略選擇，更不應該冒巨大風險發展根本不適于我國國情的內陸核電。

　　為什么不能選擇核電、核電不能往內陸發展?理由有四：

　　第一，現階段全世界的技術水平，還未能做到使核電安全可控。在核電發展問題上，國內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充斥在各種媒體上。比如“核能是可駕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認識的，核電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國15臺核電機組在近20年時間里保持著良好記錄證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但是“可以”和“已經”有本質的區別，核能在現階段之于人類，“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經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認識”不等于“已分析、已認識”，“可駕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駕馭、已控制”。美國、前蘇聯和日本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們：直到目前，人類的核電安全是建立在核電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礎上的。盡管技術進步使得核事故發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災人禍導致核電站出了“萬一”，最先進的核國家也沒什么好辦法。與美日俄相比，我國現有核電機組的全部運行記錄還不足100堆年(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斷言“我國核電是安全、可靠的”，還為時過早。前有蘇聯切爾諾貝利之鑒，近有日本福島之鑒，無情的現實告訴我們小概率事件發生后的極其嚴重后果。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已經過去3年，核污染的范圍和程度卻在不斷超出人們的預料，依然無法徹底控制。因此，對于核能這種足以毀滅人類的特殊資源來說，評估核電工程的風險，不僅要看事故發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發生后的后果。在我國內陸核電問題上，絕不能因為“第幾代核電技術發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僥幸。

　　第二，核燃料鈾資源短缺和核廢料處理是制約我國核電發展的兩大瓶頸。中國當前已建和在建總共43臺核電機組，已經使我國核燃料天然鈾的對外需求度高達85%，遠遠超過50%這一國際警戒線。大家一直比較關注石油問題，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現在高達56%，大家就認為這么高的依存度已經成了危及國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當前我國鈾資源短缺比石油資源短缺還要嚴重得多、危險得多，而且進口鈾資源比進口石油的難度還要大。此外，即使核電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廢料處理目前仍然是困擾世界各國的難題。一旦發生戰爭，即使停止發電，核電站所積累的大量核廢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極好的攻擊目標。目前全世界443座核電站已經積累了幾十萬噸高放射性核廢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續達10萬甚至百萬年以上，科學界至今未能找到處理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發達國家曾試圖將核廢料儲存移到我國和蒙古的沙漠地區，均遭到拒絕。如果核廢料在現階段已經“可控制、可駕馭”，為什么發達國家要轉嫁別國呢?一個成熟的清潔能源技術，不僅要看它能產生多少能源，還要看它產生多少危害人類的廢棄物，以及人類將花費多大代價來處理這些廢棄物。用這個標準審視，現階段的核電不僅不是清潔能源，反而是最難對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壞人類生存的“持久性殺傷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無法企及的。

　　第三是核電站退役周期漫長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與常規電站不同，廢棄的核電站如果不進行 “退役”處理，遇到海嘯、地震等地質災害，核威脅仍在。所以，核電廠的退役非常麻煩，核電站從停止反應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時間跨度可長達10—80 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來估計一座百萬千瓦的核電站退役資金占最初投資的10%—15%，而法國布雷尼力核電站退役金從2001年占最初投資的26%增至 2008年的59%，總金額達到了原始預算的20倍。英國政府為核電站準備的退役金從1970年的200萬英鎊猛增到2011年的537億英鎊。來自聯合國環境計劃署的年鑒顯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個國家的138座核反應堆已被關閉，但到目前為止，只有17座核反應堆的退役工作徹底完成;而未來10年全世界還將有80個民用核反應堆面臨關閉。所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說：“數目不斷增長的到期核反應堆的退役問題，正成為令全世界擔憂的問題”。發達國家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搞核電，所以核電退役難題已經在發達國家凸顯。我國因為核電剛剛起步，這個問題還沒有暴露出來，但是退役這個難題不等于就不存在。我們在進行能源結構調整的頂層設計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技術選擇之后的弊端和代價。考慮到退役難題，核電還具有現在所宣傳的“經濟性”嗎?

　　第四，歐美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內陸核電運行困難，沒有前景。部分專家主張在我國大規模發展內陸核電的理由之一是歐美均建設了很多內陸核電站。然而卻不知，歐美內陸核電站正面臨著水資源困境。2012年6月4日，歐美科學家聯合發表了最新研究報告《核電、火電面臨氣候變化的風險研究》，指出“在氣候變暖趨勢下，缺少冷卻水正成為歐洲和美國在運核電站的嚴重約束。2003—2009年的夏季，歐洲和美國的多個內陸核電廠均出現了因為缺少冷卻水而被迫停運的狀況”，強調“建設核電等新的熱電廠時，選址放在海邊是應對氣候變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歐洲和美國水量充沛尚且出現如此問題，而我國則是嚴重缺水國家，問題只會更嚴重。我國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圍和程度愈發加大。在內陸建設核電站，必須“萬無一失”、“絕對可靠”地保證源源不斷的冷卻水供應(為火力發電站的數倍)。一旦斷水，就可能發生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關系著幾億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區，第三代核技術并不比當前依靠電源驅動的第二代核技術更安全。

　　綜合以上四個因素，即人類對核電的技術駕馭水平有限、核資源短缺、核廢料難以處理、核電退役周期長且成本昂貴、國外內陸核電實踐已經證明沒有前景等因素，核電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潔、更不經濟的能源。中國在中長期頂層設計考慮“去煤化”問題上是絕不能選擇核電的。中國在以水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主的可再生能源領域尚有極大潛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潔、經濟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凈”之前，我們沒有理由讓核電“綁架”我國的能源安全和環境安全，不能“飲鴆止渴”。本文摘自《中國能源報》

　　對照核電60余年的發展史，盡管遭遇過切爾諾貝利、三里島、福島等幾次人禍天災引起的事故，但核電整體運行安全記錄堪稱優秀，造成的人員傷亡，與燃煤、燃油等能源使用帶來的污染相比，可謂九牛一毛。竊以為，如果人類必須使用能源的話，核電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之一。至于王老師期望人類徹底掌控核電，愿望當然良好，但實踐領域，恐怕沒有任何一項技術可以滿足這樣的要求，無論是能源領域、航空領域還是其他各類工業制造領域，莫不如是，難道因此而要讓世界退回到農耕文明的小國寡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