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當代物理學、化學、免疫學和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疾病的精確診斷正越來越依賴于實驗室和影像學技術。然而從醫院檢驗科出具的化驗單也正讓人越來越看不懂，不光是患者感到迷惑，就是臨床醫生，也常常不明其義，或得到錯誤結論，或對檢驗科工作發出不適當的抱怨。為了避免這些問題，就需要檢驗科積極地與臨床進行“對話”，這種“對話”主要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在每開展一個新的臨床檢驗項目前，檢驗科應該將其臨床應用價值、應用的局限性、如何正確采集檢驗標本等，要預先告知相關的臨床醫生和護士。因為是否采用某一檢驗項目，要由醫生根據患者的情況做出決定，而如果醫生不了解詳情，就很可能做出錯誤選擇。比如，乙型肝炎病毒HBV-DNA檢測，如果沒有預先的知識，檢驗地帶網醫生就容易有較多的錯誤理解，會不管患者是檢驗地帶網已知的還是未知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一律開一個HBV-DNA定量檢驗單，孰知HBV-DNA定量檢測針對的應該是已知的HBV感染者，當其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時才可以應用，以動態監測其治療效果。因此，當面對一個未知是何種肝炎病毒感染的病人時，進行定性測定即可，以確定病人是否為乙肝病毒感染。
此外，定性和定量測定的結果報告模式也不一樣，定性測定報告是“陰性”或“陽性”，定量測定則報告“量”的多少，不能報“陰”或“陽”性，因為像諸如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等感染，目前尚無辦法將其從體內去除，所謂的抗病毒治療，只是將病毒的量控制在一定程度而已，所以不可能出現陰性，有時用特定的方法檢測不到，只不過是病人體內病毒的含量低于檢驗下限所致。如果檢驗科不跟臨床明確這一點，就會導致臨床醫生向患者錯誤的解釋檢驗結果，并致患者對檢驗地帶網檢驗結果的不當抱怨。
再有，如果臨床醫生對HBV-DNA檢測方法的局限性不了解，則可能將結果的正常波動，作為實驗室檢驗結果不準的依據。如目前國內常用的檢測HBV-DNA的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反應（PCR）方法，在一個指數數量級內波動都是正常的。如果不知道這一點，通常醫生難免會將一個患者的三次HBV-DNA
PCR檢驗結果如2.5×106拷貝或IU/ml、5.3×106拷貝或IU/ml、6.5×106拷貝或IU/ml，看成是三個有明顯差異的結果。
臨床標本的采集，通常是由護士或臨床醫生來實施，檢驗科以前很少關注，而只管檢測，但常會發生臨床標本因采集方法不正確而得到錯誤的結果。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檢驗科有責任也必須將特定標本的正確采集方法，以標準操作程序或流程圖的方式，詳細的傳達給相關標本采集人員。
第二個很重要的對話就是，在檢驗過程中如發現有明顯異常或通常不太可能出現的結果時，檢驗人員應積極詢問相關科室醫生或患者本人，了解具體情況再得出正確判斷。如同樣是在HBV-DNA和乙肝“兩對半”的檢測中，如果出現HBeAg陽性的標本，HBV-DNA為陰性，這一般是不可能的，HBeAg陽性的標本，HBV-DNA即應為陽性。但在實際工作中卻經常碰到前者陽性后者為陰性的情況，這個時候應該怎么辦？首先要看HBV-DNA檢測的經果是否為檢驗地帶網假陰性和HBeAg的結果是否為假陽性，如果初步判斷兩者均明確無誤，這時候“對話”就很重要了，就要去了解患者是否為正在使用抗病毒藥物的已知HBV感染者。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抗病毒藥物對HBV復制的抑制作用，可使血循環中病毒含量迅速下降至特定方法的檢測下限之下，但HBeAg仍可處于一定水平，此時即可出現這種特殊情況。如果患者以前就是HBV感染者，同時又沒有使用任何藥物治療，則要考慮HBV-DNA
PCR測定的假陰性。這種假陰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兩個：一是標本中含較高濃度的PCR抑制物，而標本處理中又沒能將其有效去除；二是有可能HBV核酸序列相關區域發生了突變，相應試劑盒的探針結合不上。前種情況，可以采用核酸純化方法加以避免，后一種則使用另一種擴增HBV不同區域的試劑盒再檢測一次即可。
總之，在檢驗醫學日新月異的今天，檢驗醫師與臨床醫師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已成為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