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大會三項焦點懸而未決應對氣候變化亟需行動

　　 一年一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反映了全人類對于強化減排、控制氣溫上升、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共識。然而，由于這項會議遵循“協商一致”的議事原則，許多重要議題一直久拖未決。

　　12月2日-15日，聯合國氣候變化第25次締約方大會（COP25），暨《京都議定書》第15次締約方大會（CMP15）及《巴黎協議》第2次締約方大會（CMA2）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

　　參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塵告訴《中國科學報》，本次會議的三項焦點議題，即《巴黎協定》下的“市場和非市場機制”及長期氣候資金等問題，依然未得到最終落實；而損失與損害華沙國際機制雖然通過了相關決議，但對該機制的治理歸屬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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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項焦點依然懸而未決

　　 巢清塵介紹，本次會議關于《巴黎協定》第六條“市場機制”的談判依然未能達成一致。各方在避免對碳交易額度進行“雙重計算”（Double Counting），即國際轉讓的減排成果（ITMO）同時被買賣雙方用于實現國家自主貢獻（NDC）減排承諾等方面存在分歧。

　　同時，一些國家希望用他們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下在2020年前實現的減排量抵減《巴黎協定》中的2020年后的減排目標。

　　參會的綠色和平資深政策顧問李碩說：“全球市場機制的建立需要考慮環境效益，否則碳市場規則就會漏洞百出。各國需要在談判中平衡多方利益，尋求解決方案，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

　　關于損失與損害華沙國際機制，巢清塵說：“有關損失與損害資金問題,大會決定只是強調了‘敦促’擴大對特別氣候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但并未說明應該發達國家是出資方。”

　　對于該機制是屬于“《巴黎協定》締約方會議”下還是也應該屬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下并未達成一致。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排放國的美國已經確定退出《巴黎協定》，意味著如果僅屬于“《巴黎協定》締約方會議”下，美國將免于為此承擔相應義務，也為有效落實損失和損害機制的前景蒙上了一層巨大的陰影。

　　 “此外，對于補償的長期融資支持尚沒有定論。” 巢清塵說，“爭議主要集中在籌資方式和資金規模。”

　　巢清塵介紹，根據《巴黎協定》，發達國家提供的長期補償資金應在2020年前達到每年1000億美元的規模，并在2025年后繼續增加。然而，對于該筆融資，很多發達國家存在“貼標簽”的情況，不符合額外的、新增的資金要求。

　　此外，發達國家更強調以公共資金來撬動市場融資，這意味著長期資金支持的穩定性難有保障。

　　也有發達國家認為要以動態的眼光來看待該問題，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在減排和出資上承擔更多的責任。

　　對此，巢清塵認為，首先發達國家應正視自身工業排放導致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并且，發達國家應檢查是否完成了在《京都議定書》下做出的應在2020年前實現的減排承諾。

　　此外，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考慮，中方將積極在國情發展能力下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本著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引領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進程，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1.5度還是2度

　　本次大會1號決議（《智利馬德里行動時刻》）第八條指出：“（大會）再次強調并嚴重關切，各締約方對于削減2020年前全球年溫室氣體排放所做的所有努力，與控制全球平均溫升在較工業化水平升溫2°C以內以及力爭控制溫升1.5°C以內相應的累積排放路徑之間的巨大差距。”

　　數據顯示，相對于2000年的海平面，在2°C溫升情景下到2100年海平面將上升50厘米，在1.5°C溫升情景下海平面升幅會低10厘米，上升速率也比2°C溫升情景下低30%。

　　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受全球變暖威脅最大的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力推1.5°C的溫控目標。

　　巢清塵告訴《中國科學報》，選擇溫升目標應在可行性和急迫性中取得平衡，貿然推行過于有挑戰性的目標會導致實現過程出現巨大困難。

　　在大會既定的控制溫升2°C以內的目標下，全球需要在2050年實現比2005年排放量低50%-70%，并在2100年實現近零排放。而在1.5°C的目標下，全球需要在2050年就實現近零排放，近零排放意味著需要大規模實施生物質能和CCS（碳捕獲、封存技術），此措施下可能需要10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開發生物質能源，而這將勢必影響到全球糧食供給的穩定性。

　　 多元的國際氣候治理結構

　　2019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這意味著美國在多邊環境基金的資金支持和援助政策等方面的國際參與度將大打折扣。

　　但是，巢清塵認為，從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趨勢看，美國的退出不會根本逆轉全球氣候治理的大方向。

　　首先，“在美國，低碳發展受到了大量城市和企業界支持。”巢清塵認為，由于美國政治存在“三權分立”以及聯邦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權，低碳發展在美國許多地方和利益群體中仍存在廣泛的民意基礎。

　　而且，美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有既定的朝向“低碳”和氣候適應的軌道，在許多領域已經朝新能源技術轉型，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也不意味著美國要走高排放的老路。

　　同時，歐盟在氣候變化治理方面依然表現積極，未受到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影響。巢清塵認為，歐洲的氣候主要受北大西洋環流影響，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很敏感。而且，許多歐盟國家的環境友好型技術發達，推廣低碳經濟有利于增加其環境友好型技術出口。此外，低碳發展是一項全球性共識，歐盟也希望在全球氣候治理事務上提升領導力，掌握話語權。

　　據巢清塵介紹，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排放國，中國在滿足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能源結構轉型的內在需求。碳排放仍將有所上升，但增速已明顯放緩，預計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

　　11月27日，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發布會上表示，2018年中國全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5.8%，已經提前達到了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

　　巢清塵介紹，未來中國除了進一步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標，還正在考慮制訂《2050中長期低碳發展規劃》。

　　同時，在國際氣候治理的舞臺上，中國也在積極參與，為建設美麗世界做出更大貢獻。

　　“中國近年的發展使之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橋梁，一定程度上賦予中國更大的影響力。利用好自身橋梁的角色，是中國幫助各方找到解決方案、起到引領氣候變化多邊進程角色的關鍵。” 李碩說。“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從中間立場向更加富有雄心的立場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