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防治：如何啃下硬骨頭之調整能源結構

　　“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是打贏藍天保衛戰的重要舉措之一。能源消費結構是否合理，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也是評判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富煤”“少油”“短氣”的特點，導致我國長期以來以煤炭消費為主，能源消費結構不夠合理，環境污染等負面效應長期存在。油氣短缺加深了我國能源的對外依賴性，妨礙能源的安全建設。可再生能源雖前景廣闊，卻需要技術、成本、制度等多重配套建設的步步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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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能源消費仍處較高水平

　　 1992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首次超過能源生產總量。此后，盡管能源生產總量穩步增長，卻始終保持能源供給小于需求的特征，且缺口逐漸擴大。如今，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而我國也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能源消費國。

　　 近30年來，中國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保持較高速增長，工業能源消費也長期處于較高水平。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在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中，工業能源消費量占比一直維持在70%以上。

　　 十二五以來，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能源消費增速明顯下降。2015年，工業能源消費增長率為負的1.15%，首次實現下降，而主要原因在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費。與此同時，工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2015年，工業能源消費比重低于70%，為67.97%。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韓文科在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中央政府在2015年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目的就在于“一石多鳥”。

　　 “很多人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提出來，治理污染就成為唯一的大事，其實不然。中國經濟發展至今，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恰恰是我們不能只顧經濟發展，也需要顧及環境保護，所以我們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也需要通過治理環境獲得更優質的經濟增長。在天秤兩端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我們要不偏不倚。另外，治理污染必定涉及民生，政府推行以電代煤、以氣代煤，必然關系到冬季取暖；政府決定關停一些高污染企業，也必然關系到當地民眾就業。改革從來不是一個單向、單維度的事情。”韓文科這樣說。

　　 能源消費結構改革亦如此。我國能源消費大頭在工業領域，而工業行業內部，能源消費的集中度也比較高。

　　 2015年以來，在工業終端能源消費中，制造業的比重持續維持在87%以上。石油化工、化學原料以及化學制品制造、非金屬礦物制品、黑色金屬冶煉以及有色金屬冶煉等屬于典型的高耗能行業，在工業能源消費中占據主導位置。

　　 “上述特征決定了，能源消費結構改革至少要照顧兩個方面：一個是減少對非清潔能源，尤其是高污染能源的依賴；另一個就是大幅增加對清潔能源的使用，而且要用比較綠色的方式去生產能源。”韓文科這樣總結。

　　 2017年7月5日，英國石油公司（BP Amoco）發布《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7年）》，指出當前世界五大能源先后為石油、煤炭、天然氣、水電、核能（以消耗量計算）。世界能源委員會則預測，在經濟加速發展的條件下，煤炭有望在2020年重新成為世界第一能源。

　　 在中國，煤炭資源十分豐富。我國煤炭預測儲量為4萬億噸，保有儲量為966億噸，位居世界第三。可以肯定地說，現在以及中短期未來，以煤炭為代表的化石燃料仍是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主要構成。

　　 不過，潔凈煤技術（Clean Coal Technology，CTT）日漸發展成熟，煤炭經過加工也可以成為清潔高效的能源。1995年，中國成立了國家清潔煤技術協調領導小組；1997年，國務院批準了《中國潔凈煤技術“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旨在控制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對進口石油依賴度、提高利用效率，成效顯著。

　　 可再生能源的影響在增加

　　 清潔能源，即綠色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能夠直接用于生產生活的能源，它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核能是一種非常優秀的能源。但因安全、技術、時機、成本、軍事敏感等多方面問題，核能短期內尚不能成為與化石燃料并列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水能、風能、生物質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溫差能、地熱能等。它們在自然界可以循環再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不過，在國內，可再生能源主要有三大類：風電、光伏和生物質能。風電即風力發電，把風的動能轉為電能。光伏是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的簡稱，即利用太陽電池半導體材料的光伏效應，將太陽光輻射能直接轉為電能的新型發電系統，可獨立運行，也可并網運行。生物質能，就是利用農林業生產過程中除糧食、果實以外的秸稈、樹木等木質纖維素、農產品加工業下腳料等材料提供能量。”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靜這樣告訴《經濟》記者。

　　 生物質能曾經在中國比較流行，比如用玉米做乙醇，用碎木料用于燃料發電，但最終沒有大規模發展起來。生物質能大量消耗植物秸稈或糧食，中國不像美國或者巴西這類玉米出口大國，不能大量提供生物質能的原料。

　　 風電在近十年得到快速發展，但因風力分布有限，國內較大的風場都設在新疆或者內蒙古，經歷過一段高速發展后，現在也緩慢下來。王文靜表示，風電對風力有一定要求，經常出現臺風或者風力長期較小的區域，均不太適合建設風場。

　　 光伏發電最值得一提。2018年1月24日，國家能源局發布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高達53.06GW（G代表十的九次方），居可再生能源之首。

　　 “我國光伏發電在2016年也實現了51GW的數量，再加上曾經的安裝量，光伏發電早已超過100GW。可以說，這會對整個能源供應體系產生影響，但這里的‘影響’并沒有很大。換言之，我國可再生能源在全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不足10%，可提升空間仍然很大。”王文靜如此分析。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使學者們更加了解化石能源的不穩定性。歐洲一些學者深刻認識到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因此，關于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政策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如今，歐盟已被稱為“能源國家規制最為先進的實驗室”，是近20年來世界上最活躍的可再生能源法制定者。

　　 2017年7月，歐盟委員會公布計劃顯示，為實現歐盟2030年能源與氣候變化目標，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裝機容量份額或需達到50%，同時，要將可再生能源在整體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7%。目前，歐洲約25%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

　　 配套設施要跟進

　　 不可再生能源終有一天會枯竭，因此，可再生能源對國家發展而言是必經之路。對于后者，中國的研究與開發均晚一些，目前和未來，還要面對一些困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魏際剛對《經濟》記者表示，中國目前處于工業2.0階段，未來還會經歷工業3.0或者工業4.0，這就意味著工業產業仍會得到大幅發展。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重化工業（即重工業和化工業）會達到一個頂峰，而這些領域對能源消耗的要求是很高的。按照國家層面的計劃，上述領域會在2020年或2025年前達到峰值。在此之前，我國產業對能源消耗的要求應該還會繼續上升。同時，中國也在推進服務業的全面發展，其中有些產業比如交通運輸，同樣是高耗能的。在產業全面發展和提升的時候，我國對能源消耗的需要并不會降低。”魏際剛這樣分析。

　　 而可再生能源想要大規模得到應用，至少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技術成熟、成本可控、上網和運輸體系完備、具備監管制度。

　　 技術和成本緊密相連。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技術不能整體降低其成本，該能源對非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性就會較弱，即使政府愿意提供大量補貼，企業也不一定有實力去完成這樣的任務。想要規模性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風電，就需要為風電進入已有電網提供條件。顯然，其中還隱藏著新能源集團與傳統能源集團的利益協調問題。

　　 至于監管和政策，更為復雜。2017年冬季，中國北方遭遇大面積“氣荒”，暴露了天然氣匱乏的問題。我國天然氣的使用總量中，約30%需要進口；國際天然氣價格并不昂貴，但想要進口到國內，還需政府相關部門審批。如何在現實需求和政策更替中平穩過渡，是可再生能源未來不可避免的問題。

　　 “所以，中國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使用，一定要加個時間的話，大概要等到2030年以后了。要完善從生產到運輸、交易、終端供給整個網絡，需要很長時間。”魏際剛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