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銘賢：醫療新技術臨床要嚴研究尚寬

最新一期（2007年第38期）《新民周刊》的主打文章是《干細胞真相調查》，說的是現在一些地方盛行“神經干細胞移植”治療，用深圳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神經干細胞”，注入患者的腰椎，據說療效高達90%，還吸引了不少國外患者。美國《商業周刊》甚至這樣寫道：“想知道干細胞科學的前沿去哪里嗎？別再考慮斯坦福、坎布里奇或新加坡了，想想深圳吧。”可是，不少專家和患者卻質疑這種療法，認為是用病人作試驗，借機牟利。這組調查最后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誰給“新技術”一道緊箍咒？

由于工作關系，我在私下里聽到更多的是另一種聲音：要寬容，對于高新科學技術不要那么多條條框框，說三道四，以免坐失良機、落于人后。

寬容，還是“緊箍咒”？面對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新療法，到底該怎么辦，確實不易抉擇。我初步的想法是：臨床要嚴，研究尚寬。也就是說，新技術要上臨床，作為一項治療，必須十分嚴格，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對患者的健康和安全負責。對于科學研究，則宜適當放寬，經過必要的科學論證和倫理評審之后，讓科學家們去作各種探索。

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CIOMS）與世界衛生組織（WHO）2002年制定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國際倫理準則》提出了一個重要而深刻的論點：“科學上不可靠的研究必然也是不符合倫理的，因為它使研究者暴露在風險面前而并無可能的利益”。我們還熟知世界A和世界B的論證。在世界A里，沒有人參加人體研究，沒有因研究而帶來的風險或傷害，但因沒有真正有效療法而受到的風險或傷害極高，因此總風險很高。在世界B里，征召研究參與者，人體研究受到的風險或傷害增加，但因疾病而受到的風險或傷害降低，因此，總風險較低。世界A好還是世界B好？顯然，世界B比世界A好。半個世紀前，德國的一種鎮靜劑“反應停”（肽胺呱啶酮）風靡一時，據說對控制孕婦的早期反應很有效，但未經人體試驗研究，導致一萬多畸型兒（“海豹兒”）降生的悲劇。因為未經人體試驗研究，美國禁用“反應停”，結果沒有受到傷害。

由此看來，目前我國某些醫院甚至美容院盛行的“干細胞治療”、“干細胞美容”之類（除骨髓移植治療白血病外）缺乏規范和管理，過于寬容放任了。干細胞，包括胚胎干細胞和成體干細胞有很好的潛能，完全應該加以研究，用來治病救人。在胚胎干細胞研究因倫理分歧而面臨困惑的情況下，成體干細胞研究更應放手。但如果把干細胞說成是“干什么都行的細胞”，不作試驗研究就匆忙應用于臨床，而且吹得神乎其神，那就不是科學、對病人負責的態度了。

或曰：這些病人已無其他治療方法，愿意做“干細胞治療”有何不可？不是說不可以作干細胞治療研究，但總該如《赫爾辛基宣言》所要求的，建立在動物實驗和實驗室實驗的基礎上吧。同時，要區分研究與臨床。少數有資質的團隊經過嚴格的科學論證和倫理評審，完全可以選取若干合適的對象作某種干細胞冶療研究，在取得充分依據的前提下逐步進入臨床。不能再走開顱戒毒手術那樣的彎路了。

英國初步批準兩項人獸嵌合胚胎研究，向我們昭示，一度被“禁止”的研究都可以“開禁”，干細胞研究天地廣闊，但一定要科學上嚴格準入、倫理上嚴格把關。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