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銘賢：協作研究何其難

最近，上海《文匯報》及時詳盡地報道了美國醫學研究的一項重大成果：發現16號染色體的短臂11區2帶微小異常（缺失或重復）與自閉癥密切相關。這一成果在國際權威刊物《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后，引起廣泛關注，得到科學界的高度評價。這是因為，自閉癥或孤獨癥是嬰幼兒較常見且發病率上升的疾病。這種病病因不清，無明確有效的診斷方法，一般要到8歲左右才能診斷，此時已喪失了早期干預治療的機會，會帶來終生的痛苦。現在好了，新發現有利于自閉癥的及早診斷和防治，給自閉癥患者和家屬帶來了福音。
 
這一發現之所以引人注目，還在于它是大協作的產物和最新范例。該研究以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和哈佛大學兒童醫院為主體，并聯合了哈佛大學所在地波士頓地區14個大學，研究所和醫院組成自閉癥研究協作組，同時又與霍普金斯大學、冰島deCODE研究所等協作。論文發表時，署名作者多達23人，還有數十個團體作者。正由于大協作，該研究樣本多，患者和家屬近4000人，對照組更高達20000多名。而且，3個團隊應用不同的技術平臺，獨立進行病例分析，卻得到了相同的結論。這就使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信度高，說服力強。
 
讀了相關報道，感慨系之，不吐不快。協作研究不知講了多少年，卻越來越難、越來越稀罕了。中科院原院長周光召2007年歲末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尖銳批評一些科學工作者缺乏合作精神、團隊精神，認為這是影響我國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問題之嚴重。
 
按理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協作研究有優良的傳統，為什么卻反倒難了呢？依我看，一是理念出了偏差，一是利益發生沖突。
 
組織此次自閉癥研究協作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哈佛大學兒童醫院基因診斷研究室主任吳柏林博士。2005年，全球華人生命科學家在上海舉行大會時，我有幸認識了他。他為人非常謙和、熱忱。人在美國，但一直和中國（尤其是京滬）科學界保持著密切聯系，其目的就是尋求友誼和協作。在他看來，科學研究要取得重大成果，不搞協作是不可思議的。不過，有的人卻認為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主要靠個人的天賦和努力，難以協作。這可能并不符合科學的歷史與現實。當然不能否認和貶低個人的天賦與努力，但我們看到，早在科學還處于個體研究的17世紀，像牛頓這樣的曠世奇才已在探尋協作。他和皇家天文臺首席天文官弗拉姆斯蒂德保持著密切聯系，經常詢問天文觀測資料，討論相關問題。實際上，這便是協作的雛形。至于當今，由于研究的難度越來越大、交叉越來越多，需要協作已成為共識。我們要確立這樣的理念：協作是科學研究的內在要求和趨勢。
 
更重要也更實際更難辦的是利益沖突。應該承認，協作研究確實會帶來諸多棘手的利益分配問題。誰牽頭，牽頭者與具體研究者特別是主要研究者關系如何，牽頭者有何權利、義務？參與者有何權利、義務？有了成果，怎樣署名，怎樣申請ZL，怎樣分配獎勵、榮譽？科學界向來重視優先權。現在實行市場經濟，職稱、待遇等均與成果緊密掛鉤，誰不看重？為此，協作研究要妥善處理利益沖突，能事先作出明確規定的，盡可能明文規定，有章可循。但是，首先不能斤斤計較，過于看重個人利益、眼前利益。不能參與協作又不盡心盡力，處處保護自己、時時提防別人。有了想法、進展，甚至連自己的老師或上司、學生都保密，卻又想從別人那里得到什么好處。如此小肚雞腸、貌合神離，如何協作？到頭來，大家都沒有好果子吃。其次，協作成功，大家都沾光、得利，豈不美哉、快哉？如果沒有此次自閉癥研究的大協作，吳柏林、沈亦平等華人科學家能那么長進、那么風光嗎？當然還有公眾利益、科學利益。一眼便能看出，協作比不協作好、得利大。
 
我真誠希望，扎扎實實總結我們自己新時期協作研究的經驗、教訓，拿出典型案例，讓協作研究促進我國科學的發展和科學工作者的成長。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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