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對于上海來說，治理PM2.5意義何在？
諸大建：西方學者斯圖爾特?布蘭德曾將環保運動定義為“由科學、技術以及情感幾種力量融會在一起，去引導公眾輿論、公共政策以及個人行為，使自然系統保持健康的一個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降低PM2.5污染是上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戰役。
就上海而言，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衡量空氣質量的標準趨于嚴厲。衡量中國城市空氣質量，以前用的空氣污染指數（API）僅包含三個評價因子；而2012年開始制訂空氣質量指標（AQI）更加嚴厲，包含了PM2.5在內的六個評價因子。其二，新空氣質量標準雖符合現階段發展實際，但仍然較低。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適宜人類居住的PM2.5濃度標準應該是年均值10微克/立方米或者日均值25微克/立方米以下，發達國家中目前只有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制訂了這個水平的標準。2011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91個國家110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及排名，其中有我國的32個城市，排名在812至1058位。即使是空氣質量較好的海口，排名也居于巴黎之后。由此可見，橫向相比，PM2.5給中國城市帶來的挑戰是嚴峻的。
記者：有人說，環境評價標準就要按照最嚴格的標準，這一觀點，您怎么看？
諸大建：PM2.5濃度和發展階段、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聯系。PM2.5濃度總是在人口密集、經濟密集的地方比較高，例如美國的東部和西部明顯高于美國的中部地區，我國香港地區也有居高不下的PM2.5濃度；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的發展中國家PM2.5濃度常常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例如包括泰國在內的亞洲地區許多國家。客觀地說，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空氣質量雖然遠遠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從發展階段的角度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般來說，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可以承受的水平是隨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要求中國城市在人均GDP5000美元-10000美元的水平，現在就采用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的最高標準，不一定科學合理。
記者：上海PM2.5污染的成因是什么？
諸大建：當前面臨的PM2.5污染，是最具挑戰性的，因為它是一種復合型的污染。從形成上，既有直接形成的一次顆粒物，又有化合而來的二次顆粒物；從區域上，既有本地排放的，又有異地飄來的；從來源上，包括了交通、燃煤、工業、建筑以及餐飲、秸稈燃燒等方面。上海PM2.5的來源，可以粗略地分為五個部分（各占20%上下）：其中，最大的來源是交通排放，包括機動車、船舶和飛機等為25%；燃煤如電廠鍋爐、工業鍋爐、工業爐窯等占21%；工業工藝如石化、化工、鋼鐵、建材等占15%；建筑、餐飲、農業燃燒等占19%；而長三角城市區域影響甚至來自更遠地區的沙塵也占到20%。
由此可見，治理PM2.5污染，不同于治理許多單一來源的污染物，需要協同作戰。從源頭意義上說，減少PM2.5的污染影響依賴于上海經濟社會模式的轉型和創新，只有在化石能源消耗增長得到控制、服務經濟占優勢地替代工業經濟、公共交通出行替代私人交通占到主導的時候，本地的PM2.5排放才可能得到穩定有效控制。好在影響上海PM2.5的五個因素中，相關的措施已經在落實并逐步深入，這為有重點地開展PM2.5的治理提供了基礎。
記者：針對現狀，上海如何監測空氣質量？
諸大建：大家認識到，PM2．5污染如得不到重視，將嚴重影響城市質量和人民健康。國際上，雖然研究PM2.5時間要早些，但是體制性的監測和治理PM2.5是從1997年開始的。從監測方面看，眼下全球仍然有90%的國家沒有公布PM2.5濃度限值，只有澳大利亞、美國等近十個國家在最近15年內先后頒布了PM2.5限值。在中國，去年美國使館發布信息使得PM2.5成為社會熱點問題，今年中國便出臺了包含PM2.5的AQI，并要求在PM2.5影響比較大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城市率先實施。美國是在1997年人均30000美元的時候，開始制訂PM2.5標準，2008年出臺監測方法，到現在也只有15年的時間。中國在2012年人均5000美元的時候開始行動，可以說是在重大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管理上，吸收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發展。
就上海而言，這方面的工作和防范在全國具有一定領先地位。上海早在2001年就啟動了PM2.5的試點監測工作，2005年到2011年的十一五規劃期，監測點位從4個增加到了24個。今年以來，工作節奏加快，3月試點發布2個國控點的PM2.5監測數據，6月發布10個國控點的PM2.5監測數據，現在則正式放棄原來的API，全面發布了包括PM2.5等六個指標的AQI。
記者：上海將如何治理PM2.5污染？
諸大建：上海近年來已啟動了實質性的治理行動，十二五期間將得到進一步加強。一方面，上海的第五輪環境保護三年行動計劃（2012-2014年），將協同控制PM2.5排放納入總體目標，強化了大氣環境保護領域的工作，項目數從45個增加到53個，投資額從63億元增加到103億元。針對PM2.5排放的具體治理行動，包括了交通（例如淘汰黃標車）、能源（例如電廠改造）、工業、建筑揚塵、秸稈綜合利用等主要領域。另一方面，上海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戰略，更是從產業提升、城市轉型的源頭上，保證了打好治理PM2.5這個重大戰役。
當然，從生態文明的更高要求看上海治理PM2.5，無論是在經濟過程的源頭預防還是對PM2.5的排放治理，仍然有許多接合部的問題需要改進。例如，上海的工業結構中殘留著一些高消耗、高污染企業，在影響城市的空氣質量，這方面的產業轉型管理力度需要加大；又如，“黃標車”在上海城市汽車擁有量中占相當比例，成為重要的流動污染源，十二五期間要加大淘汰力度；再如PM2．5是一個區域特征污染物，需要確立常態性的區域合作治理機制。
記者：上海空氣質量的改善將會是怎樣的過程？
諸大建：有關經濟與環境的關系，有一個著名的倒U型曲線，意味著一個地區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左右，在工業化、城市化接近完成的時候，在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進、經濟規模合適的情況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大幅度減少，環境質量明顯改觀。雖然從當前看，上海空氣質量并不令人滿意；但從未來看，在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得到貫徹的前提下，用10年-20年的時間使上海空氣質量由差變好，年均濃度達到35微克/立方米，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按世衛組織公布的三個過渡時期目標值階段，通常每跨越一個階段，大概需要付出3至5年的治理努力。就全國而言，目前許多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濃度遠遠高于標準值，而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到2030年才有可能基本完成，因此達到規定的空氣質量標準，恐怕需要有20年左右的時間。但就上海而言，2006年以來的全市PM2.5年均濃度基本持平，近三年有所下降，如果這意味著峰值時間已經過去，那么在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的背景下，加上污染控制的有力措施，也許可以用10年的綠色轉型時間，爭取在2020年左右達到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的水平，之后再向進一步的目標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