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之路始于足下：從落實“大氣十條”說起

　　大氣污染是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環境問題。

　　2013年9月，國務院頒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從多個領域規定了35項措施應對大氣污染。其具體目標為：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至少下降10%，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如今，“大氣十條”實施3年多，已臨近“終考”年限。從監測數據來看，我國空氣質量有何變化？為何公眾對空氣質量改善沒有切身感受？我國城市空氣質量面臨著怎樣的形勢？

　　“大氣十條”的實施效果

　　來自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5年，全國城市空氣質量整體上在不斷改善，PM2.5、PM10、NO2、SO2和CO年均濃度和超標率逐年下降。2015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大氣PM2.5年均濃度相比2013年分別下降了27.4%、20.9%和27.7%。大多數城市重污染天數減少。

　　根據環境保護部的最新發布，2016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1436個空氣質量監測點的數據表明：2016年全國環境空氣質量總體向好，重點區域主要污染物濃度同比下降，但部分地區特別是北方地區冬季大氣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其中，84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占24.9%；優良天數比例為78.8%，同比提高2.1個百分點；重污染天氣比例為2.6%，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PM2.5濃度為4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PM10濃度同比下降5.7%。

　　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大氣十條”實施以來，我國大氣污染物濃度逐年下降，但公眾對空氣質量改善并沒有切身感受。“2013年1月及12月、2014年2月、2015年12月和2016年12月，我國先后發生多次空氣重污染過程，覆蓋范圍包括京津冀魯豫等省市和長三角地區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區域。雖然近三年大氣污染天數有所下降，但重污染程度水平高、持續時間長、覆蓋面廣，對全年PM2.5年均濃度的抬升作用明顯，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公眾對空氣質量改善的認識。”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大氣室主任宮正宇分析道。

　　當約談成為一種手段

　　環保約談既是落實新《環保法》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的相關規定，也是落實“大氣十條”等國務院文件的有效手段。

　　隨著“大氣十條”終考臨近，2016年以來，環保部不止一次因大氣污染防治不力約談地方政府。

　　2016年4月，環保部約談了山西長治、安徽安慶、山東濟寧、河南商丘、陜西咸陽5地政府負責人。通報顯示，這5個城市普遍存在一季度大氣主要污染物濃度不降反升、企業環境違法問題突出、面源污染普遍存在等問題。

　　2016年11月3日，針對陽泉、渭南兩市1月至9月PM2.5、PM10濃度均值不降反升，優良天數同比明顯減少的情況，環保部約談了兩市政府主要負責人。

　　進入2017年，環保部又于1月19日對山西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約談，原因是“2016年空氣質量六項監測指標不降反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同比增加31天，大氣環境質量連續兩年呈現惡化趨勢”。

　　地方“一把手”被約談后，紛紛表態：政府部門將各司其職，落實責任。一組數據證實了約談的效果。截至2016年10月19日，安慶市SO2、NO2、PM10、PM2.5日均濃度較一季度分別下降11.5%、23.3%、35.5%、37.9%，空氣質量優良率為80.2%，較一季度提高了55.1%。濟寧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出現明顯改善，第二季度“藍繁”天數（“藍天白云、繁星閃爍”累計天數的簡稱）為69天，同比增加8天；第三季度“藍繁”天數為78天，同比增加16天。

　　“領導約談已成為地方工作很大的推動力。”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在調研時感到，公開約談曝光了城市的環保問題，讓被約談的領導丟了面子，“壓力之下，能夠有效地推動地方環保治理工作”。

　　治霾之路依然艱辛

　　從中國工程院的“大氣十條”實施中期評估結果來看，對PM2.5濃度下降貢獻最大的四項措施分別是重點行業提標改造、產業結構調整、燃煤鍋爐整治和揚塵綜合整治，貢獻率分別為31.2%、21.2%、21.2%和15.2%。此外，2013年至2015年共淘汰1000萬輛黃標車及老舊車輛，加上油品升級，兩項工作對全國氮氧化物減排量的貢獻率達到9%。

　　雖然頭三年的減排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業內專家認為，由于我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產業、能源結構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根本轉變，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仍將長期居高不下，傳統煤煙型污染與臭氧、PM2.5、VOCs（揮發性有機物）等新污染問題并存，生產與生活、城市與農村、工業與交通環境污染交織，大氣污染防治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目前各地更多是在末端治理上使勁，包括超低排放、提標改造等，要尋找新的減排量，必須在能源、產業結構調整上下更大氣力。”賀克斌表示。

　　環保部每次開展空氣重污染督查時，都能發現不守規矩的企業。對此，賀克斌指出，有了減排技術、設備，如何保證能夠充分使用，還需加大監管力度。“排污總會留下痕跡，通過技術手段可以追蹤，把漏洞、歪路堵住。國家應該多投入一些資金來研究好的監管技術手段。”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石敏俊則認為，在推進產業轉型、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減排措施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切實控制和減少冬季靜穩天氣下的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將濃度目標轉換為排放量管理目標，在科學確定環境容量的基礎上，制定現實可行的污染物減排計劃，使PM2.5濃度目標的實現具有科學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