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熾：一位真正的學者

丁抗說：“我要用我全部的心聲告訴人們：涂光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留下的足跡和他全部的治學生涯，體現了學者的崇高。在一個缺乏學者的時代，一個學者靜靜地走了。他用他頑強的人生給學生留下了一道難題的答案。”

8月21日，中科院院士涂光熾逝世3個星期之后，記者在他生前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看到后人正在為他編撰的圖傳。幾百張照片，記載了涂光熾的一生。照片上，他始終保持沉著、鎮定的表情，眼神堅定地望著遠方，似乎永遠在思考問題。
 
7月的最后一天，在為中國地學事業奮斗了50多年之后，88歲的涂光熾那顆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被稱為“地學泰斗”、“一代宗師”，創造性地提出了金礦、鈾礦等找礦理論基礎，建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理論，組織討論和總結華南花崗巖，提出開展尋找超大型礦床的基礎研究，關注分散元素成礦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涂光熾還在思考著地球化學的具體問題。
 
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發來唁電并贈送了花圈。8月6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500多位曾與涂光熾共同學習、戰斗和工作過的老友、同事和學生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別。
 
今天，盡管他已經離我們而去，可對他的懷念還在繼續。
 
嚴謹治學的老師
 
“涂先生嚴謹治學的態度值得后輩學習。他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過程，他對自己的學生都是這么教導的。”作為涂先生的學生，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黨委書記胡瑞忠這樣評價他。
 
涂光熾先生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丁抗在美國做研究人員,得知涂先生去世的消息,當即從美國趕回,在涂先生的墓前，他回憶道：“20多年前的一天，先生走進辦公室，非常感慨和高興地對我說，‘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結束了歷時四分之一世紀的行政歷程。’我在廣播里聽到涂先生辭去所長職務的講話，望著他，我不禁問道：‘那您以后干什么呢？’他沒有回答，反倒以平和又十分認真的神態問我：‘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學者嗎？’當時望著他，我未能回答。”
 
丁抗說，20多年來，他一直都感受到涂先生在用他漫漫的歲月講述著這一問題的答案。確實，涂先生的一生都在為此作最佳的注解。
 
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裘愉卓回憶說，涂先生非常注重實踐。2001年，已經81歲的涂光熾提出要親自考察云南的3個礦床，即會澤鉛鋅礦、個舊錫礦、金鼎鉛鋅礦。2004年，他又到四川攀枝花鐵礦和拉拉銅礦考察，每天早上7點多在路邊吃點油條豆漿就出發。有一天汽車跑了70多公里的山路，他都沒有說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在野外時，涂先生帶領著大家考察、記錄，采集巖石標本。到了晚上，學生們整理標本，他就反復看記錄本，將白天看到的東西都記在腦子里，隨后任何時候加以表述，條理性都非常好。
 
“80多歲還在野外考察，實在很艱苦。”中科院地化所原黨委副書記李加田說，“有一年春節前夕，涂先生帶著幾個人考察了貴州省的一個汞礦和鐵礦。寒冬臘月，鐵礦區積水很深，但涂先生還是穿靴子下水，堅持實地考察。因為重實踐，什么樣的地質現場，涂先生都爭取去看一看。”
 
該所研究員張玉泉還清楚記得，為了去西藏參加青藏高原討論會，1979年，涂先生先后3次到北京檢查身體，但最終醫生還是不允許他去西藏，這也成為涂先生一生的遺憾。
 
有一次，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劉義茂跟隨涂先生出野外考察。當時，涂先生年事已高，不留神摔倒在一個土坑里，樹枝刺進了他的鼻子。他起來后，自己摸了一下，覺得沒什么事，就繼續工作。第二天，鼻子就腫得很厲害了，可是他還沒有注意自己身體上的變化，一心撲在工作上。第三天，劉義茂等人堅持把他送到附近的醫院，做了透視，發現鼻子里面有異物。手術后取出一段一寸多長的樹枝。
 
1975年，全國富鐵礦會戰。當時我國已經探明的鐵礦儲量已相當可觀，但美中不足是含鐵量在50%以上的富鐵礦極少。而貧鐵礦在冶煉之前必須經過選礦，加大了成本。富鐵礦會戰一開始，就根據若干國外大鐵礦的特點，把重點瞄準在風化淋濾芯富鐵礦上。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陳先沛還記得，此前的幾年時間里，涂先生已經實地考察過國內的若干鐵礦床。在南開大學的一次討論中，他根據中國地質特點強調，在中國不宜將這一類型的區域當做勘探重點，因為該區域不具備形成此類礦床的基本條件。當時坐在陳先沛旁邊一位冶金部的與會者聽到這話，臉色一變，嘀咕道，領導說要做的事，這個人怎么敢提出不同的意見？歐陽自遠、李加田、陳先沛等等，凡是參加過那次富鐵礦會戰的人都向記者強調，在當時的環境下，說出這些意見是需要勇氣的，是要冒風險的。
 
李加田說，涂先生學哲學，但并不是單純學理論，而是注重應用，非常強調在地學中應用哲學思想。涂光熾親自組織了地學哲學專業委員會，至今這個組織還活躍在原核工業部的鈾礦研究所之下。由于涂先生對哲學的重視，地化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都被要求學習哲學以及自然辯證法。
 
裘愉卓也回憶說，涂先生非常善于用辯證法研究地學實際問題。例如，鈮和鉭經常在一起，鉛和鋅經常在一起，伴生元素礦床的成因有什么共同點和差異？這是涂先生晚年考慮的問題之一，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個學術報告的主題。他把哲學思想融入科研中，曾經出過一本小冊子，叫《地學的哲學理念》，在《自然辯證法》雜志上發表過。他用哲學的思想來找礦，實質意義很大，例如鈾礦的開發法和探查，為我國鈾資源以及原子彈的成功研制提供了科技保障。
 
“涂先生思想非常超前，創新意識很強。他對現在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都非常清楚。”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王秀璋回憶說。國外一個前沿思想剛有苗頭，涂先生就“抓”過來做，地學研究一個階段還沒有完全結束，涂先生就已經走在前面，開始下一個階段的研究了。在礦床地球化學方面，涂先生一旦看到學術文章有了新發現，都會一直跟蹤下去。
 
3月24日，胡瑞忠到涂先生北京的家里去討論工作，準備申請一個“973”項目。但胡瑞忠沒有想到，這卻是他最后一次和涂先生長時間探討工作。
 
3月26日，涂先生住進醫院。“當時沒有想到問題會有這么嚴重。”涂先生住院期間，胡瑞忠還拿著“973”項目的申請書去請教涂先生，涂先生提出了重要意見。臨走時，胡瑞忠說：“涂先生，我們這次申請‘973’項目，您還要多鼓勵我們。”涂先生回答說：“現在不是我鼓勵你，而是你鼓勵我的時候了。”沒想到，這句話成為胡瑞忠和涂先生說的最后一句話。
 
丁抗說：“我要用我全部的心聲告訴人們：涂光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留下的足跡和他全部的治學生涯，體現了學者的崇高。在一個缺乏學者的時代，一個學者靜靜地走了。他用他頑強的人生給學生留下了一道難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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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民主的領導
 
“我先來談吧。”
 
8月24日，在廣州地化所的會議室里，一場悼念涂光熾的座談會剛剛開始，研究員楊蔚華第一個發言，但是說出剛才那句話之后，他卻哽咽著不能言語。足足一分鐘之后，楊蔚華才開始回憶和涂先生交往的經歷。“我只說一點，那就是涂先生的學術民主作風，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在學術上、思想上的民主作風是涂先生在地化所積極倡導的。地化所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與涂先生這種做法是分不開的。楊蔚華還記得，20世紀70年代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不少其他單位的人也來參加。“那次會上，涂先生的觀點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就上臺發言，和他辯論。這讓其他單位的人感到非常吃驚：‘你們膽子怎么這么大，敢和涂先生辯論？’我就說，這沒有什么，在地化所一直都是這樣。”
 
“對不同觀點，涂先生向來不會急于下結論。”劉義茂說。“文革”時，地化所的年輕人就把涂先生這種工作方式編成一個順口溜：“不用重錘敲，要下毛毛雨。”這一點，劉義茂深有體會。1972年，全國稀有元素會議在地化所召開，除了科研部門，生產部門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雙方的意見不一致。涂先生就表態說：“學術性的東西不是一時就能作出結論的，要靠實踐來檢驗。”1973年，地化所在涂先生帶領下開始總結華南花崗巖，劉義茂參與了這項工作，他有不同觀點就提出來，涂先生從不隨意下結論。
 
研究員張寶貴說：“有一件事，我覺得不是誰都能做到的。那就是，涂先生這一生，從來沒有在人前人后評論其他人。”通常搞學術研究的，都有自己的學術觀點，但是涂先生對其他人的學術觀點從來不妄加評論，不會說誰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對研究生，他也非常看重學生們自己的想法。
 
地化所研究員楊科佑回憶，“文革”結束后，涂先生帶著隊伍到海南研究富鐵礦。此前海南已經有了一個超大型礦床——石碌鐵礦，當時提出要“在海南再找一個石碌鐵礦，在石碌鐵礦再找一個北一礦體”。但是根據實地考察，楊科佑發覺，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于是他和涂先生說：“徒弟我就不去參加總結會了。”涂先生默許了，也默認了楊科佑的觀點。后來的事實證明，楊科佑的觀點是正確的。
 
20世紀80年代初，涂先生組織對華南花崗巖進行研究和總結。當時全球地學界都流行板塊地質構造學說，很多地質問題都借用這一學說來解釋。楊科佑研究的是地質構造，涂先生就問他：“老楊，在花崗巖成因的研究中是否能用板塊構造學說來解釋？”楊科佑查看了一些資料，告訴涂先生，如果用板塊構造學說來解釋華南花崗巖，會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涂先生聽了之后說：“那就按照你們說的來做。”因此，華南花崗巖的總結工作就沒有用板塊構造學說。現在看來，當時的這個觀點也是正確的。
 
戰略思考的大家
 
1981年，涂光熾院士被選為新一屆中科院地學部主任。孟輝（院士工作局原副局長）就在那個時候調到地學部辦公室工作，從此和涂先生的接觸多了起來。直到1996年涂先生從主任的位置上卸任之后，仍然在院士工作局工作的孟輝還和涂先生一直保持聯系。“他的思維、影響、經驗都還是我們需要聽取的，每逢遇到大的事情，我們還會很及時地向他通報。新主任對老主任非常尊重，所以我們的聯系從來沒有中斷過。時間久了，感覺他就像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樣。”回憶起涂光熾，孟輝感到特別親切。
 
“作為地學部的三屆主任，他考慮問題總是從全國地學事業發展的高度出發，誰有能力，誰更適合做某項工作，就讓誰去做。他對中國地學的規劃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裘愉卓告訴記者。
 
“他是一個指揮家。”孟輝告訴《科學時報》記者，“1993年2月，我們著手中國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策研究，這個題目不簡單，在地學部的咨詢工作中，它是戰線最長、人數最多、產出也最豐富的咨詢研究工作之一。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再到黃河三角洲，從南方走到北方。周立三、黃并為、吳傳君等十幾個院士都參加了。涂先生把我們這支隊伍送到廣州，臨行前囑咐我說：你要做好幼兒園園長哦！他的意思是讓我把這些老先生照顧好。”
 
“這樣的考察，偏向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不是涂先生的本行，所以原則上他一般不輕易發表意見，但他一定會推薦該專業的院士參與這個事情。而在研究整個戰略布局上，他是要把關的，在全局的把握上和路線的設置上，他都會認真聆聽。”在孟輝的眼中，涂先生無疑具有戰略指揮家的思維。
 
“他的學識非常淵博。盡管他是搞礦床地球化學的，對地球物理、海洋學等卻也都非常了解，但是他不會輕易在自己本行之外的領域發言。作為領導，他能容人，會用人，能做到人盡其用，發揮所用的人的所有長處。”裘愉卓說。
 
我國的海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國際上對海洋尤其是深海的研究已經走在了前端。國外科學家可以將海底的資源狀況弄得非常清楚，我國因為沒有條件和設備，對自己的情況都還不了解。在這樣的背景下，涂先生胸懷博大，眼光高遠，提出了“上天、入地、下海”的研究方向。他提倡發展遙感、衛星等對地研究；提倡發展陸地深部問題研究，用新技術、新手段來開采礦床；強調深海問題一定要解決。這個發展遠景提出后，涂先生親自逐一聽取這些領域的院士們的匯報，考慮地學部應該如何入手進行咨詢。
 
作為涂先生第一個博士后，周懷陽清楚地記得，涂先生親自上過“雪龍號”，認真聽取有關海洋方面研究的匯報。“是他指出了這個研究方向，但是每次我向他匯報工作，提出問題的時候，他都說：我不懂，不知道。”
 
對待我國地學事業的整體規劃，涂先生有戰略家的思想；對待一個研究所的發展，他也有長遠的思考。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張湖告訴記者：“有一段時間，涂先生是地化所的核心、靈魂人物。對所有戰略性的課題，地化所都會組織一批精干的人圍繞涂先生開展研究，這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化所模式’。”
 
1971年，陳鴻德和李長生向當時的所長涂先生作工作匯報，提出建立環境化學實驗室的構想。去的時候，兩個人都很擔心涂先生會不高興。“但出乎意料的是，涂先生非常支持我們發展環境地球化學這一新的分支，后來這個實驗室成為地化所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而涂先生自己所在的礦床地球化學實驗室，多年后才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
 
地化所原副所長孫靜溪告訴記者，1991年，涂先生當了地學部主任后，仍然非常關心地化所的發展。她手里拿著一封涂先生寫給當時的所長歐陽自遠、書記李加田等人的信，這封信是在整理涂先生圖傳的過程中發現的。從信中可以看出，涂先生對當時地化所的發展憂心忡忡，他還談到了一些細節問題，叮囑當時的所領導要抓緊落實和解決。
 
他這樣培養人才
 
“沒有涂先生，就沒有礦物學研究的今天，也沒有我本人今天能取得的成績。”談起涂先生，中科院院士謝先德滿懷感激之情。
 
“涂先生培養人和現行的做法有很大差別。”作為涂先生早期的弟子，歐陽自遠這樣告訴《科學時報》記者。他和涂先生第一次見面，探討的是課題，涂先生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尊重學生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我當時想做長江中下游地區銅礦和鐵礦的成因，涂先生告訴我，這個題目挺難做的。我說，本科的論文寫的就是這個題目，還想繼續做下去。他就同意了。”歐陽自遠回憶，涂先生特別反對讓地學專業的研究生聽課，他強調自學，強調動手。
 
1956年，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王秀璋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質所工作。解放后，涂先生在所里成立了培養干部小組。他要求大家學俄語，每人每天要花至少一個小時學習俄語。每周都要在所里舉行學術活動，讓大家來作學術報告，總結最近的讀書體會，介紹自己的課題進展等等。
 
1957年，中蘇合作考察烏蘇里江，涂先生決定讓王秀璋做中方隊長。王秀璋心里打鼓，擔心不能勝任此職。涂先生給他做工作，說：“你看誰能做嘛？”可是當時參加考察的都是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我很感動，因為不壓擔子成不了材。”最后，王秀璋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學術和組織能力都迅速提高了。
 
1962年，在涂先生極力倡導下，地化所成立了高溫高壓實驗室，因為涂先生認為對地學研究來說，只靠野外觀察還不夠，應該多作實驗。涂先生曾對趙斌說，“實驗地球化學如果得不到發展，就會給地質礦產等研究拖后腿。”小小的實驗室，有四五個人先后被涂先生送到美國學習，水平很快上了一個臺階。
 
“涂先生在地化事業對外開放上功不可沒。”說起涂先生，曹榮龍這樣評價：“1982年，地化所最早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訂立協議，每年交換培養學生，國際合作的局面一下就打開了。”廣州地化所曹榮龍也是交換培養計劃中的一員，他覺得，通過出國學習，大家的思想面貌一新，眼界大開，整個實驗室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在那時，涂先生在所里狠抓英語學習。地化所原副所長趙振華還清楚記得，有一次，地化所的研究人員要去日本開會，寫了英文的摘要準備投過去。涂先生讓趙振華把摘要拿來，他看了之后，直接把摘要遞給趙振華，說：“你看行嗎？”原來是這些摘要的英語水平太差。于是，涂先生找來負責此事的副所長，說：“今后凡是參加國際會議的摘要，都要給我過目。”從此以后，涂先生在所里嚴格執行了英語口語和筆試的考試制度，并且親自當考官。這種威懾力，使得當時所里的年輕人都奮力學習英語。
 
廣州地化所解廣轟告訴記者：“涂先生告訴我要抓主要矛盾，抓代表性，這讓我在工作中感到受用不盡。”同樣，沒有涂先生支持，中科院廣州地化所另一位研究員胡靄琴就沒有機會出國深造。她含著淚說：“涂先生為整個地球化學事業和礦床事業鞠躬盡瘁。”
 
1979年到1988年，廣州地化所陳毓蔚在涂先生的領導下做負責地化所行政管理的副所長。“這段時間對我的成長、成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個學化學出身的科研人員，陳毓蔚坦言，雖然沒有在涂先生直接指導下進行過科研工作，但卻非常欽佩他的學識。當時的地化所圍繞涂先生，無形之中形成了幾個研究體系，最終衍生出12個分支研究室。
 
涂先生在地學部擔任主任的時候，也非常善于培養年輕人。當時有些咨詢活動是學部的年輕人主動提出的。他們有新的想法就會跟涂先生講。孟輝回憶：“我印象很深，他雙手交叉拖著腮，會一直聽我們說，最后點點頭：‘我看可以吧，我們再商量。’意思就是還要聽副主任們的意見，集體決定。這是民主、放松、負責任。感覺給涂先生做參謀助手，很愉快，提高很快。”
 
孟輝覺得，她自己從一個不太懂人情世故的年輕人成長起來，涂先生的生活作風對她個人的熏陶非常大。“他什么事情都很放手，先讓你自己思考，提出方案，他只是講好原則，遵循這個原則，如何具體實施，那要求我們想好以后和他討論，他聽后給出修改意見。”
 
涂先生早就是成熟的戰略家了，但他更鼓勵年輕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自己已經有了很好的想法，也不立刻獨自拿主意，仍然耐心引導年輕人尋找最好的解決方法，并給予很大的鼓勵。“在這一點上，我自己的體會很深。”孟輝說。
 
除了積極培養年輕人，涂先生還積極舉薦人才。1990年，涂光熾積極支持爭取第15屆國際礦物學大會在中國召開，申請成功后，又積極支持中國的礦物學家在國際舞臺上爭取發言權，并主動推薦年輕人到國際組織任職。
 
早在1989年3月，謝先德就發郵件推薦涂光熾為第15屆國際礦物學協會（IMA）主席候選人，但是，他沒有想到，涂先生同年給當時的主席和秘書長同時發出了郵件，推薦謝先德做下屆主席候選人。當年8月25日，主席和秘書長都給涂先生回信，同意了他的推薦，使得謝先德成為當時國內唯一的國際學術組織負責人。
 
事后，涂先生對謝先德說：“我原來沒有告訴你，因為那時我還沒有把握。”這件事，這句話，給謝先德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
 
平易近人的長者
 
“我經常在想，有什么詞匯可以高度概括他。他看上去平靜如水，但實際上激情滿懷。借助地學的語言，就是‘外表像是一馬平川，但深部是熱液翻騰’，猶如巖漿涌動，無時無刻不是向上的，活躍的。”孟輝說，“涂先生話很少，從來聽不到他說出豪情滿懷、壯志凌云的話語，也回憶不起來他曾慷慨激昂過，我的印象里是沒有發表過長篇大論的觀點、見解。但是他的內涵非常豐富，智慧過人。”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但是，國內外地學界都很尊重涂先生。不論原冶金部、地質礦產部，還是大學、研究所、生產部門等都和涂先生處得非常好，涂先生也愿意和各行業的人和諧相處。
 
“作為一個地學界的科學家，一生沒有離開過山山水水，不斷地在野外考察。”說到這里，張寶貴的聲音哽咽了。到貴州汞礦考察，涂先生只有身上穿的一條外褲，一天早起，發現褲線開了，就自己用針線補。涂先生的司機個子高大，涂先生自己神情平易，衣著簡樸，經常有人以為司機是涂先生，走過去握手。
 
涂先生給中科院廣州地化所研究員李錫林留下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艱苦樸素。1957年，涂先生因為在自家煤氣中毒，身體不適，所領導派李錫林到涂先生家里陪他。這時候，李錫林才發現，原來涂先生的家里如此簡單，只有兩把藤椅，一張床，一張桌子，再沒有其他家具，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大科學家。
 
1956年，涂先生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廣大青年的關注，一時間涂先生成為又紅又專的偶像。就在這一年，付萍秋有幸分配到地質所工作，在第一次聽涂先生的報告時，她是懷著崇拜的心情去的，至今她印象深刻，報告很短，但深入淺出，信息量非常大，聽報告的人異口同聲地稱贊。
 
“我恭恭敬敬地做了涂先生半個世紀的學生。”付萍秋說，涂先生對晚輩從來都很尊重。1986年，地化所20周年大慶，組織了很多學術報告。當時地質化學上提出準晶態的概念，大家都不太了解。付萍秋的學術報告就是要介紹這個概念。“我沒有想到，涂先生也會關注這方面的內容，他專門問了我，并且在我作報告的時候親自到現場聽，從頭到尾都非常認真。”
 
后來，付萍秋做了涂先生的近鄰，她住在4樓，涂先生住在3樓，涂先生有時就和付萍秋開玩笑說：“你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們見面或者打電話，付萍秋問：“涂先生，你還好嗎？”涂光熾總是回答：“我還活著。”有一次，付萍秋和老伴都在家生病，涂先生聽說了就上去看他們。“他對很多人都是這樣關心。在北京的時候，只要有認識的老同志住院了，他都去醫院探望。”付萍秋強調。
 
付萍秋是云南大理人，涂先生因為在大理待過很長時間，學會了大理話，就經常用大理話和付萍秋攀談。有一次要去云南工作，他就說：“我要上你們大理，你有什么事（要辦）？”付萍秋說家里只有一個老母親。事情這樣過去了，付萍秋也沒有多想。幾年后，涂先生又要去大理，再次說：“上次我去看你的老母親，沒有看成，我這次還要去大理，你還有什么事要辦嗎？”付萍秋說，家里只剩下一個哥哥了。直到涂先生出差回來，付萍秋仍然沒有在意。幾個月后，她收到哥哥的來信，這才知道，涂先生途經當地，通過招待所幫忙找到她哥哥工作的單位，這才找到她哥哥。哥哥的來信中說：“你們的教授太平易近人了。”但是這些，涂先生都沒有和付萍秋說過。
 
幾年前，孫靜溪患了癌癥，醫生說癌細胞已經全腹廣泛轉移，“判了死刑”。這個時候，涂先生到北京的醫院看望孫靜溪，并且給她題字：“共勉。”意思是鼓勵孫靜溪要堅強，要和他一起面對病痛的折磨。在這樣的情況下，孫靜溪終于戰勝了病魔。
 
8月19日，涂先生的長子寫下了一篇題為《子女對慈父的懷戀》的文章，文中寫道：“我是父親的長子，他給我取名勘，勘探的勘。這是父親摯愛并終身從事的事業，我也遵循他的足跡。”
 
“父親走了，他走得很安詳，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今年四月得知他病重，我趕到病房時，他見到我，說了一句‘你來了’，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句話……親愛的父親，您放心地去吧。我來了! 我們都來了！您的事業后繼有人！您的英名將永世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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