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奶粉”再曝質檢標準軟肋

　　奶粉事件的余波，一個接著一個。據報道，武漢三名女嬰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而她們一直食用的都是圣元奶粉。此前，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但一些質量監督檢測機構都婉言拒絕了家長們的個人申請，而權威部門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

　　從相關報道來看，該品牌奶粉確實存在問題嫌疑。稍微梳理一下，有以下幾個疑點：其一，醫生的說法是，兒童性早熟的現象雖然逐年增多，但兩歲以下的性早熟還不常見，而且這幾位孩子的病情存在共性，并都是食用同一品牌奶粉;其二，家長們在給孩子停用了該奶粉后，部分癥狀明顯好轉;其三，讓人浮想聯翩的是，奶粉的代理商曾經找到過其中一位孩子的家長，稱愿意通過賠償來協商此事。如果產品無問題，賠償又是多此一舉的事情。

　　但是，這些終究只是疑點。奶粉有無產品質量問題，如需確證，則必須借助于質量監督檢測機構。但是，一方面，食品類檢測機構所遵循的國家標準中，沒有激素這一項，另一方面，能檢測激素成分的藥檢機構，又未開展食品檢測的業務，而且不受理個人申請。總之，確證奶粉問題的路徑，暫時一個都走不通。

　　讓人不解的是，食品安全的國家標準中之所以沒有激素這一項，是因為激素屬于藥物，不在食品類檢測范疇之中，還是因為標準本身已然落后?另外，藥檢機構不受理個人申請，是因為受理程序、能力跟不上，還是原本就沒有設置相應的受理程序?不管怎么說，這些家長的維權之舉，似乎擊中了食品、藥品質檢業務的盲點，反映出質檢機構及其所屬的相關職能部門，在事前介入上表現得很被動。

　　事實上，從三聚氰胺事件以來，各類奶粉問題的曝光，多是從醫院開始，案例積少成多，形成新聞事件，匯聚起巨大的輿論力量，并反過來推動質檢部門的重視與介入。這種被動，間接上是放縱了食品質量問題。當然，質檢部門并不能保證食品問題能全部在消費環節肅清，但是，若要充分而主動地履行職能，自然離不開一系列查漏補缺的程序和手段。譬如，為個人申請的質檢業務提供便捷的渠道，或者與醫院等機構形成合作關系，通過醫院病例的統計而觀測食品質量問題的相關信息，從而有針對性地開展質檢業務。總之，質檢部門本應主動與事無巨細的食品質量問題形成一個良序的暴露―反饋―吸收關系，一旦問題的端倪呈現，就主動介入，而不是坐待問題放大，成為新聞事件，被輿論推著走。

　　這個查漏補缺程序，當然也離不開檢測標準的“與時俱進”。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食品標準滯后性明顯，很難將紛呈出新的食品問題有效囊括。這種情況下，即便奶粉激素問題真的存在，原有的標準也對之不起作用。如果標準都難起作用，質檢機構想主動介入各種食品質量問題，恐怕也只能有心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