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與畢加索：科學與藝術的交響

　　 今年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1879-1955）創立廣義相對論100周年。回顧愛因斯坦的科學人生及其他所處的時代，我們鳥瞰人類社會的進化，發現文明里程中科學與藝術交織的瑣碎殘片，啟發我們對于科學與社會相互推動的認知。一般來說，科學與藝術是關聯度較小的學科，當你細心觀察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巨匠，一個是相對論創始人愛因斯坦，另一個是現代立體繪畫大師畢加索，他們之間如何微妙而有機地將科學與美學建立一個時空隧道。

　　愛因斯坦是現代物理學奠基人，其科學思想在歷史上也許只有牛頓和達爾文可媲美，今天，我們仍生活在他影響的世界。他熱忱關心社會進步、人類命運、世界和平。他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還是富有哲學探索精神的杰出思想家，有強烈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世界公民。

　　100多年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如何影響人類藝術的創新與發展？相對論與藝術的相關似乎不可思議，然而，故事追溯到19~20世紀交替時期，那時歐洲繪畫藝術、視覺藝術發生了革命變化。這時候的世界藝術中心巴黎，已經有哲學家龐家萊（1854~1912）的相對性原理傳播，卡當與黎曼的彎曲非歐幾何學也被數學家關注，因此科學上的突破和藝術革新奏響了交響曲的序曲。

　　1907年畢加索（1881～1973）完成了其代表作《亞威農少女》，這幅畫完全顛覆西方繪畫的透視觀念，畫面中，少女的五官、肢體都發生了扭曲變形，從不同視角看到的形象出現在了同一幅畫面上。這有點像世界地圖上，你看到每個不同角落的瞬間感覺，被擺平了。這是畢加索的視覺革命，這是高速運動下，空間彎曲下的印象短暫存留。畢加索的四維空間美術作品突破了文藝復興以來達芬奇的三維寫實觀念，他將不同時間片段的視覺感受壓縮到同一空間，不同視角的圖像好比光線彎曲后的饒射結果，這是相對論下高速運動動世界感覺。畢加索使得人類的藝術感受耳目一新，人類科學與藝術催生式進化呼應了那個新世紀的來臨。縱然，愛因斯坦與畢加索來自不同的文化領域，但是從四維時空到四維藝術，愛因斯坦與畢加索共同超越了傳統，否定了文藝復興以來的牛頓經典力學和達芬奇的傳統繪畫。

　　難道這是科學和藝術的共謀嗎？這種相對性的畸變，反映在科學的理性與藝術的感性，它昭示我們一個道理，科學與藝術作為文化的不同表象，互相交織，彼此呼應，一起彈奏了文明的交響，并一起引領人類邁向全球化道路。

　　牛頓與達芬奇的科學與藝術的社會效果是，人們看待世界的觀念出現革命變化，這伴隨歐洲文藝復興成功推動社會發展，最后導致技術產品蒸汽機出現，這是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標志。

　　愛因斯坦和畢加索的科學與藝術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杰作，那時電燈電報與汽車是時髦產品，人們視野投射在地球彎曲的空間并覆蓋世界每個角落，這是全球化實施的進行曲，隨后原子能和航天時代到來。不幸的是，核戰爭與星球大戰的陰影至今還在籠罩著全球。

　　研究發現，科學與藝術是一對孿生兄弟，兩者一起推動社會文明體系的進化。一個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一定需要這兩者的相互和諧，缺一不可。賽先生（science=科學）催生技術，提升生產力，以提高人類物質文明程度；然而，阿女士（art=藝術）柔情似水，她溫柔地蘇醒人性，感化人們的心靈，啟蒙人的靈魂、美麗的向往、美好的夢想，引導社會的精神方向。賽先生與阿女士的西班牙之舞，不是機械的舞蹈，而是生命靈魂的歌唱，這是社會文明不斷前行的詠嘆。賽先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阿女士則是軟實力的象征。缺少阿女士的社會，賽先生不僅孤掌難鳴，而且可能招來磨難。

　　上世紀50年代后，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與航天事業蒸蒸日上，加加林首次遨游太空，世界為之震動，這標志著蘇聯科技在世界領先。美國不甘落后，肯尼迪總統發誓領導美國趕上蘇聯，奪回世界領袖的地位。美國的國家智庫和社會學家分析蘇聯成功背后的秘訣，他們疑惑，美國在歐洲搶到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他們由歐洲逃到美國后，為什么缺少作為？而蘇聯在歐洲僅僅搶到大批高科技設備，那么蘇聯的優勢在哪里？認真比對后發現，蘇聯用文化與藝術的優勢打敗了美國。國家的競爭不僅需要科學技術，而且不可缺少文化藝術，它是啟發社會創新意識的催化劑。于是美國從世界各地收羅文物，建設博物館、圖書館，引進文化藝術人才，繼原子彈曼哈頓工程之后，美國成功實施了阿波羅登月計劃，這推動美國工業現代化、凝聚美國人民信心，并奠定美國領導世界的軟件與硬件基礎。進入上世紀80年代，蘇聯犯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的錯誤，忽視文化藝術建設，人心渙散，最后被美國忽悠得四分五裂，至今俄羅斯還在徘徊摸索之中尋找出路。

　　雖然，百年前遙遠的中國無緣愛因斯坦和畢加索的震撼。五四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化總是糾結在賽先生與德先生哪個瀟灑，其實，中國文化需要一個真正的“第三者”，那就是阿女士（art）。科學與藝術是改變一個國家物質與精神面貌的催化劑，它像空氣與水，將帶給中國清新的自信、并推動中國百年的夢想。

　　對于中國的期待，兩位大師各有表述。愛因斯坦曾經路過中國，為中國人民的勤奮而感動；畢加索不曾到訪中國，但是他深受東方繪畫藝術的影響，所以畢加索說：“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成為書法家”。

　　20世紀，畢加索與愛因斯坦兩位遨游不同時空的科學和藝術巨匠，在人類和平與和諧的時空平行線上交會了，這是地球球面幾何上必然相遇的命運交響吧。科學與藝術，曾經是兩條平行線上各自行走的拘謹情人，在歐幾里德的框架里，縱使互相欣賞也永遠不能相交；然而在全球化彎曲的時空里，她們不期而遇，終于擁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