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見證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20年

2007年，對于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學者來說是頗為值得回味和總結的一年。1987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綱領性文件《我們共同的未來》發布，中國學者參與了起草工作，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第一次進行系統研究，到今年已經整整20年。也是在15年前的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在巴西簽署《里約熱內盧宣言》。
 
為紀念這兩個重要時刻，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牛文元策劃了首部全面總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大型學術論著和文化工程《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國家卷)》，共20卷，現已正式出版發行。該套叢書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任總主編，我國可持續發展領域184名資深專家和學者加盟。
 
就這套叢書的有關內容，我們專訪了叢書執行主編牛文元。再過幾天，他將赴意大利接受一個國際環境大獎。

 
牛文元：見證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20年
 
牛文元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

3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2007年，對牛文元來說，在平常之中有著不平常。
 
9月下旬，他將赴意大利，接受意大利國家科學院頒發的一個國際環境大獎，獎勵他在環境教育、培訓和交流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獲獎名單上，他是唯一的中國人。
 
但是，接到獲選通知前，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評選者是有意還是無意，2007年，在牛文元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歷程中，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時間節點。
 
25年
 
采訪一開始，牛文元就把“時鐘”撥到了1983年。1981年，牛文元當時還在中國科學院地理所工作，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被國家公派到美國一所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生態學、理論地理學合作研究。
 
他人還在國外，就接到了中國生態學創始人、全球知名的布倫特蘭報告專家委員會22名成員之一的馬世駿給他的一封信。馬先生邀請他參與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綱領性文件《布倫特蘭報告》的起草工作。1983年回國后，牛文元開始介入這項工作。從那時到現在，牛文元一直走在可持續發展研究前沿。
 
對牛文元來說，這次選擇不能說是轉行，而是機遇與他的學術理想撞了個滿懷。學地理、懂生態的牛文元早在“大躍進”時就擔心，人類如果不尊重自然，不與自然和諧相處，就一定會遭到自然的報復。
 
他的擔心變成了疑惑。后來攻讀碩士研究生，他帶著這些疑惑接觸了西方有關論著。他漸漸意識到，自然資源的超常利用最終將給人類社會帶來可怕的噩夢。
 
隨后，他讀到了美國女生物學家卡遜所著的《寂靜的春天》。這本1962年出版的書描述了二戰以來發達國家為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方式付出的高昂代價，牛文元內心受到極大震撼。盡管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社會，落后的農經形態也遠未受到資源和環境的嚴重制約，但牛文元卻被醍醐灌頂般喚醒了：總有一天中國的經濟也會快速發展，那時資源、環境會不會對中國龐大的人口產生約束和壓力？改革開放以后，他已經開始在報刊上發表相關文章。
 
出國后，他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應該怎么走？我們的國情到底是什么樣的？
 
在牛文元的意識里，雖然國情研究就是自己的學術理想，但是，畢竟當時這是一個新的領域、新的范疇。當他們1983年提出“持續發展”——就是現在的可持續發展，內涵和英文表述都是一樣的——這個概念時，并未被接受，甚至許多人認為他們在“玩概念”。
 
站在2007年，回望這個領域的發展，牛文元欣慰地說，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決策部門和領導者具有了科學發展的觀念。他認為，科學發展觀，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延伸和升華，而決策者對國家發展的影響，比科學家的影響大得多。另外，現在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是一個很大的群體，當初大家并不理解這是一個交叉的學科，現在，大家都愿意向這個領域轉。
 
目前，牛文元帶著3個博士后、3個博士生，而他們來自不同的行當。牛文元認為，大家之所以會對這個領域感興趣，是因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融自然、經濟和社會，融資源、環境和人口于一體的復雜系統，同時又穿插著人和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因此，需要各個學科的研究者介入；同時，每個因素在運行過程中如何發揮作用，又有著太多的理論和技術上的工作。
 
25年來，牛文元通過自己的各個角色，無論是政協委員，還是首席科學家，寫了多少提案，提出多少建議，發出多少聲音，作了多少報告，甚至發表多少文章，已經無法計數。關鍵是，牛文元還在不斷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2007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重慶和成都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牛文元等人極力呼吁和推進的結果。
 
面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牛文元總結，人均GDP處于1000～3000美元時，是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的時候。2006年下半年，牛文元等人比較頻繁地考察了成都城鄉一體化的成果，認為中國到了推廣城鄉統籌發展綜合實驗的時候。
 
20年
 
經過近4年努力，牛文元與馬世駿院士一道參與的可持續發展綱領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全球眾多人士的努力下終于完成，著名的《布倫特蘭報告》（中文譯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在1987年發布。這個重要的報告直接促成了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世界環境發展大會。
 
今年，是這個報告發表20年的日子，對牛文元來說，這是他在該領域所做的第一個富有成效的工作。參與起草這個報告的過程既是他們了解國情的過程，也是他們發現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向社會普及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過程。那時，很多人反對、不理解，甚至不拿環境污染當回事，但現實令牛文元們憂慮：中國這樣發展下去會走入歧途。
 
這是一件很大的事，牛文元說。經過4年的努力，他們將這個報告所起的作用總結為4個方面：第一將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態度與看法告訴世界，提出了必須給發展中國家以時間讓它們發展的觀點。第二就是環境問題是全球問題，不是局部的和個體的，因此，解決環境問題也要以全球的歷史的視角去考慮。第三是提倡公平，發達國家造成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要用它們獲得的利潤來補償。第四是制定有約束的行動綱領。
 
后來，《布倫特蘭報告》發表時，他們發現第一點、第四點建議被采納了，第三點接受了一半。他們的參與，代表中國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也促進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在中國的啟動。
 
牛文元說，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前后，中國國家領導人已經敏銳意識到，中國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事實證明，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推動下，中國的動作一直非常積極，甚至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兩年以后，中國率先出臺了自己的《21世紀議程》。
 
在這個時刻，已經有了近10年積累的牛文元做了兩件可圈可點的事：撰寫了中國第一部系統闡述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內涵的《持續發展導論》，這本書后來受歡迎的程度遠遠出乎意料。隨后，又主持李政道和周光召倡議的21世紀發展戰略研討會，并出版《綠色戰略》一書。
 
1995年至1996年，應該是令牛文元最為欣喜的階段。1996年3月，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的方方面面，包括中長期發展規劃、政府官員的政績評價，都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作為一個學者，看到經過十幾年推動，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牛文元感到由衷的興奮。
 
為紀念《布倫特蘭報告》發布20周年，也為紀念世界環發大會《里約熱內盧宣言》發布15周年，牛文元認為有必要將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總結出來。所以，早在2004年就策劃了首部全面總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大型學術論著和文化工程《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國家卷)》，并已于今年2月正式出版發行。這套叢書集權威性、學術性、文獻性和典藏性于一體，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任總主編，牛文元任執行主編，我國可持續發展領域184名資深專家和學者加盟，歷時2年零8個月編纂而成。
 
10年
 
當時間推進到1998年，不斷在思考的牛文元向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提出建議，中國科學院有必要每年推出一本年度報告，這就是即將推出第10個年份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
 
該報告出版以來，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每年兩會前推出，送給每位兩會代表和委員；而他每年所披露的內容都會引起媒體關注，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參考。該報告開創了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學研究方向；具有綜合性、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社會性；提出“生存、發展、環境、社會、智力五大支持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構架；利用了可持續發展的資產負債分析方法；建立了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資源環境綜合績效評價指標；提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3個“零增長”目標；開展了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性、專題性研究。
 
牛文元介紹，這個報告與世界的年度報告接軌，在聯合國認定的全世界247份年度報告中，《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排在第150名左右。也是在那時，為這個項目，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任組長兼首席科學家。
 
記者手記：

完成這篇稿件頗不容易。因為，只要在網上搜索“牛文元”這個關鍵詞，就會有無數篇關于他的報道，無論是哪個方面的，很多生花妙筆，讓記者不知道還可以從哪里落筆。
 
采訪時的第一個問題，竟然變成這樣：“所有寫您的文章，您認為哪一篇最好？”
 
“我通常不看那些寫我的文章，采訪完了就完了。只要我有時間，都會接受記者采訪，我把它看作傳播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也是我應該做的。”
 
說實話，這樣灑脫的學者在我的采訪對象中不是很多。在將近兩個小時的采訪中，他又很“執著”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講述，顯而易見，完全是有備而來，似乎一點不理會記者事先提供的采訪提綱。采訪結束后，才發現脈絡非常清楚，而記者的問題都在他不經意的敘述中回答了。
 
很多采訪文章中稱牛文元為牛老先生、老教授，實際上他一點兒也不老，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許多。但是，又的確不像一般人印象中的知識分子，是河南人的質樸、實在？說不清是什么。
 
但思想觀念超前的牛文元，其實更具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入世情懷。在接受采訪中，他說起很多次，他有著儒家的入世觀，那就是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情懷。他最“沾沾自喜”的是，自己的學問能夠為執政者服務，自己的思想為決策者采納。
 
不知道牛文元的時間表是如何排定的，但我相信作為一個戰略家，他永遠是向前看的。因為，回顧過去時，他屢屢把時間定格在當下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