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國際評估助推中國科研環境改革

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建立起公正、合理、透明的科研評價體系的時機

　　“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不僅要求出科研成果，也要求出一批在國際上被認可、在具體領域成為權威的科學家。這就要求我們的科學家要做深入的研究，做出原創性、突破性的成果，對所在領域產生持久、深刻的影響。科學家不應被評估體制逼迫著大躍進式地發表論文。建立一個學術專家主導的科研評估體系，可以幫助科學家做系統性、深入性、長久性的研究工作。”

　　王小凡是美國杜克大學藥理和癌癥生物學系教授，從2008年初到今年9月，他組織、參與了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領域的8個研究所以及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醫學院的國際評估。日前，他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機，需要建立起公正、合理、透明的科研評價體系，建立這樣的評價體系可以極大推進中國科研環境的改革。

　　他說：“科學評估不僅只是計算論文的數量和期刊的影響因子，而應當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對課題意義、科研進展、國際影響進行準確評價，幫助被評估的研究機構、研究員更好地成長。”

　　“在國家大幅度投入科研經費、對科技創新能力提出新要求的大背景下，我國科學界需要有能力回答這幾個基本問題：如何保證科研產出與國家戰略發展相適應？如何保證科研經費的有效利用？如何評估國家的科研創新實力？如何評價具體科學家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及他們的發展潛力？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需要真正的學術同行參與。因此，建立一套由學術專家主導的科研評價體系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王小凡強調，真正的同行評議一定要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上，回避制度非常重要。他認為，經過3年探索，由海外專家實施國際評估的方法已經比較成熟，可以進一步推廣。他介紹了參與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國際評估的具體做法。

　　“參加評審的絕大多數海外專家在國內沒有實驗室或合作項目，沒有利益沖突，他們想的是如何幫助國家把科研經費用好、把科研項目搞好。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是挑毛病，而是想幫助，評估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改變和提高。”

　　科學評估最重要的是公正、合理和透明。

　　王小凡認為，公正就是要客觀，要建立回避制度、避免利益沖突。從公正的角度出發，一種值得嘗試的做法是由海外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從而避免與被評審者之間有直接利益聯系。“我聽說，目前部分國家重點實驗室在每5年評估一次的時候，不少參評人員與評審者都存在利益關系。今天你評審我，過兩天我就去評審你，結果基本上大家都通過了。這樣的評估成了走過場，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科研評估沒有效果，使得有些國家重點實驗室變成分錢的機制了。”

　　合理，一方面是指要針對學科特點組織相應形式，不要一刀切。比如說，生命科學領域在研究思路、方法、成果評價等方面與國外接軌比較容易，實施國際評估就比較合理；而一些工科領域，因為有特殊的社會、經濟和地方因素，就很難采用國際評估。合理的另一方面是要根據研究所和研究人員的具體方向，由相應領域懂行的人來作具體評價。透明，就是要公開評估的標準、方法以及評審專家的身份。

　　王小凡介紹了中科院和清華大學在生命科學領域嘗試國際評估的做法：2008年初，中科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成立了“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領域海外專家委員會”（簡稱專家委員會），啟動了對生物領域相關研究所的國際評議工作。專家委員會成員由中科院主管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副院長聘請，核心成員9～12人。專家候選人的遴選條件是：長期旅居祖國大陸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有較深的學術造詣、研究工作與學術水平得到同行認可、在國際學界有較大影響、具有正教授（或相當于）的職稱、有服務于中國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事業發展的意向。

　　對于每一個參與評估的研究所，根據其學科、研究領域分布，專家委員會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形成具體的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的產生過程獨立于中科院生物局以及被評審的研究所。迄今為止，已經有中科院遺傳發育所、中科院上海藥物所等8個研究所進行了海外專家主導的國際評估。

　　2010年8月，受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委托，王小凡又組織了由14位成員組成的海外評審委員會，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和醫學院69位研究人員實施國際評估，主要評價他們在過去5年的科研進展和對未來5～10年的規劃。評估前，每位受評者先提交一份英文書面報告，內容包括概述、研究總結、簡歷和代表性著作。每位研究人員最后的評估和打分則是由評委會全體成員根據評審過程的綜合信息做出，最后會為每位受評者作出1～5頁的評議報告。這次評估的最終報告長達118頁，不僅是對清華大學生命醫學領域過去一段時間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發展起到了指導作用。這是清華大學也是全國大學中，第一次實施全面、系統的國際評估活動。

　　王小凡說：“在這些評估活動中，接受評議的主要對象是進入研究所3～10年的研究組長，他們都有較好的國外教育和研究背景，回國時得到了國家、工作單位的大力支持，他們是研究主力和未來發展方向。對回國3年以內的人員，基本上不進行評估，主要是給他們機會和時間。但3年后，就應該能顯示出其自身潛力，也就適合進行評估了。”

　　“在發表論文的數量上，我們已經是全球總數第二了，現在應該更加注重科學研究對具體科研領域的影響、對國家發展的意義、對經濟發展和人類知識的貢獻了。”

　　對于評估活動，公正、透明的組織形式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但更為重要的，是評估時合理的方法和內容。

　　以前我們國家做科研評審時，無論是個人還是研究機構，大都會作這樣的總結：發表了多少篇SCI論文、期刊的影響因子是多少；對于機構來說，還要強調有多少院士，多少正教授、副教授。王小凡對此評價：“這樣的總結與其說是科學評估的結論，還不如說是科研處的部門報告。這些都是抽象的數據，而不是具體的科研進展、前景和影響。”

　　他強調,科學評估要對科研產出作認真具體的評價：“科研評審不能‘一刀切’，不能用過分簡單的行政化方法進行評價，而要根據每個領域、每個研究方向的特點，依據課題重要性、課題進展和發表文章對領域發展的影響作具體評價。但是現在在國內，很多時候對科學研究的評價過分依賴發表文章的數量和影響因子，大家看哪個期刊的影響因子高，就往哪個期刊投；看哪個期刊容易發文章，就投其所好做哪個方面的東西，一擁而上，甚至從來不去思考這個領域中的重大科學問題是什么。這樣僅僅用數字交賬的科研是短視的，對國家不利，對科學發展不利。科學家不應被評估體制逼迫著大躍進式地發表論文，而應該做系統性、深入性、長久性的研究工作，這樣整個國家的科研實力才可能提高。”

　　他介紹了在中科院和清華大學進行評估時評審委員會采取的一些較合理的標準，比如對于進行基礎研究的實驗室，要看課題是否抓住了一個重大科學問題，是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是否有對這一重大科學問題的長期計劃。在科研產出的評價方面，要考慮實驗室的具體情況，比如在評價具體實驗室發表論文的影響時，會考慮該實驗室得到的國家資助情況。有的人申請了很多研究經費卻沒有做出很好的成果，相應的評價就會比較負面。

　　“我們想讓大家知道，評估的標準是什么，應該向哪一方面努力。不能光說我承擔了多少基金項目，發表了多少篇文章，期刊的影響因子有多高，但研究工作卻沒有任何系統性、對科學沒有多少真正的貢獻。因為國家最終需要的，不僅是要出科研成果，也要出一批在國際上被認可、在具體領域成為權威的科學家。”

　　王小凡記得，在對上海生命科學院某研究所評估時，有一位研究員當時還沒有發表文章，但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他針對一個重要的科學問題作出了創造性的研究，他的研究一旦完成，對該領域會有很大推動，所以最后給了他很好的分數。1年后，這位研究員果然在該領域一家主要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論文。與之相反，另一位研究員雖然發了好幾篇文章，但其文章的影響力卻并不突出，聽他的報告發現他并沒有抓住有意義的科學問題，所以，給他的分數就比前一位低得多。

　　“如果從文章數量的角度來評價，后一位肯定比前一位好，但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前一位將來對科學的貢獻肯定要比后一位大，發展潛力也大，這只有同行才能看得出來。”

　　“科研評估的最終目的，是推動研究員和研究機構的發展進步，這樣的目標用現在行政化的評估方式是很難實現的。而由學術專家主導的評估，從個人角度，可以幫助科學家尤其是年輕科學家找準科研方向；從機構的角度，可以對其發展戰略提出具體建議。”

　　20世紀90年代后期和21世紀初，國家快速發展，并從海外引進大量年輕人才。許多人回國后“一步到位”：到研究所可以做正職研究員，到大學則是正教授。王小凡認為，這種“一步到位”的做法源于中國的特殊情況。

　　“在美國，我們都是從助理教授起步，經過幾年的努力和評審，才能得到終身職位，有些大學甚至一直要做到正教授才給終身職位，但只要是助理教授，就能帶博士生。中國的特殊情況是，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往往不能帶博士研究生。因為博士生是科研的主力，如果不能帶博士生就很難讓年輕人真正發揮作用，‘一步到位’的做法成了對這種制度的妥協。但這么做了以后，一個年輕科學家成長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就少了一環，沒有一個好的體系來保證他們能夠真正經過一步步鍛煉成為領頭科學家，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用科研評估工作來補這一課。”

　　試行的國際評估確實對一些年輕研究員起到了積極的幫助作用，一位接受完評估的研究員說：“這個評估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我以前真沒有好好想過從前5年中我在科學上有什么貢獻，這次我該好好做做總結了。”另一位研究員說：“我從前真是將很多精力都浪費了，我現在終于明白了哪些東西我該好好做。”

　　評估不僅僅對研究員有所促進，通過對每位研究人員的具體評估，專家委員會能夠了解研究所或大學學院組織模式的好壞、研究方向的分布，可以對其未來發展戰略提出具體建議。例如在評估某研究所時，專家委員會發現，這個所內某國家重點實驗室有40多個獨立研究員，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立的研究小組，但彼此間的合作不多。了解到具體情況后，他們發現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研究所每年都招新人，越招實力越強，每個新人都要求進國家重點實驗室，但又沒有輪轉和淘汰制度，結果實驗室越變越大、越變越雜。國家給的錢沒有用在刀刃上，而是像福利一樣平均分配，越分越少。

　　針對這種情況，評委會建議研究所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鼓勵上下游整合以擴大成果產出；另一方面，要根據科研方向的安排和學術委員會的定期評估，建立淘汰機制，集中人力、物力和資源優先發展重點項目，不斷提高競爭實力。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評估時，專家委員會發現，該院的植物生物學研究組盡管每位成員的學術實力都非常強，但因為整體規模太小，不足以使學院成為該領域的一個中心。

　　然而，考慮到中國的國家需求以及植物學在農業和環境科學中的重要性，專家委員會建議清華大學加強植物生物學的發展，在未來3年中在國際范圍內招聘4～6位年輕的植物生物學家。他們同時建議，要聘請助理教授級別的青年學者，而不是像“千人計劃”入選專家一樣的課題組長。專家委員會寫道：“考慮到發達國家就業市場的緊張，清華大學應該能夠聘請到優秀的年輕植物生物學家，他們很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幾、二十年間成長為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

　　“國家目前在科學領域面臨的問題，需要改革我們的研究經費評審和管理機制，同時也需要建立學術專家主導的科研評價體系。這兩方面都做好了，科研經費就可以得到有效利用，最后的科研產出會是長效的、意義重大的。同時，科學家的成長也可以通過評估得到幫助。”

　　在國內試行的國際評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總結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領域的國際評估時，中國科學院的相關報告作了如下陳述：“經過多年發展，有些研究所目前進入了一個固化階段，主要表現在科研崗位缺乏流動機制，造成創新動力不足。而由研究所自身組織的評議工作，不僅耗費研究所精力，而且難以做到公正透明。借助第三方獨立的國際評議工作，可以深入挖掘制約研究所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因素，有效促進研究所按照學科發展規律建立崗位流動和調整機制，實現科研隊伍的動態調整和優化，保證評議工作真正產生實效。”

　　中科院認為，在國際評估過程中，專家委員會的評價在突出科學性的同時，又不失對國情和院情的考慮，評議結果具有很高的針對性和指導價值，建議繼續推進該委員會的評價工作，全面推動中科院生命科學領域研究所的快速發展。

　　在聽取了國際評估委員會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和醫學院的評價總結后，清華大學一位校領導表示，這是他參加過的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作為校領導，在聽取了專家建議后，在經費的投入、學科發展方向和研究力量上，心中更有數了。

　　王小凡認為，國家在科研投入方面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現在更重要的是把軟環境理順。大家都明白我們在很多地方需要進步，但很多人不知道具體該怎么做。學術專家主導的評估體系是科研軟環境里的重要一環，需要著力建設；過去不完善的評價體制應該通過推廣新的評價機制來改進；經過3年時間的摸索，歷經對8個中科院研究所和一所重點大學生物醫學學科的國際評估，相關的經驗已經比較成熟，應該推廣到其他生物相關的研究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