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義務與責任加速職業步伐

王敏   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胡珉琦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研究員王敏從小酷愛踢球，學生時代夢想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但當這一理想磨滅時，他明白了，不是所有的熱愛都能成為一輩子的事業。

做一名古生物學者，最初與興趣無關，是義務與責任一直加速著王敏的職業步伐，讓他成為了中生代鳥類演化領域非常活躍的一名青年科學家。

“我也羨慕那些能把興趣愛好和事業結合得很好的同事。”笑言過后，王敏又眉頭緊鎖，“如果做不到，那就努力讓自己對得起這份事業。”

盡好眼前的本分

鳥類向往野外的天空，而王敏更喜歡鋼筋混凝土的城市，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高考時，王敏的第一志愿是生物工程專業。因為能整天待在實驗室，跟分子細胞和數據打交道，這是他的理想生活。

可事與愿違，他最終被調劑到南京大學（以下簡稱南大）地質學專業。

地質學包含了地球化學、地質工程、水文、古生物學等多個專業方向。“看了一圈只有古生物和生物學接近一些。”于是，王敏誤打誤撞闖入了古生物的世界。

南大地質學系有幾位古生物領域的大咖校友，常被邀請回母校給本科生授課，其中就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朱敏。

盡管那個帶著神秘色彩的遠古世界，很難讓王敏感到興奮，但當周忠和把當時鳥類研究的最新進展擺在他這個門外漢面前時，還是讓他“為之一震”。

羽毛，一直被視為鳥類所獨有。2000年以后，以古脊椎所為代表的研究團隊，卻在距今約1.66億~1.59億年的燕遼生物群和距今1.3億~1.2億年的熱河生物群，發現了許多帶羽毛的恐龍和原始鳥類化石。

“鳥類的恐龍起源假說”一步步被證實，這在古生物學領域引起轟動。鳥類起源也成為延續至今的研究熱點。

“當時我們學習的都是經典的林奈分類系統，界門綱目科屬種之間的界別分明，鳥綱和恐龍所在的爬行綱是并列的單位。這個發現卻告訴我們，林奈分類系統錯了。”王敏承認，自己的認知世界受到了不小的沖擊。

可是，這團好奇的小火苗并不足以指引他看清未來的職業道路。

和許多大學生一樣，彼時的王敏迷茫于要不要考研、該找什么樣的工作。“我實在不知道，古生物專業畢了業能去哪兒。”

“不知如何做選擇時，就盡好眼前的本分。”后來，這個信條一直伴隨著他的職業生涯。

讀書對王敏而言并不算難，專注于本科課程學習的他，最終因為成績優異，被保送至古脊椎所讀研，并且幸運地投入到那個曾經點燃他好奇心小火苗的導師周忠和門下。

快樂少了 焦慮多了

王敏不善言辭與交際，研究生入學3個月后，他才第一次主動聯系導師。

“先不著急定方向，多讀文獻，打開思路，否則你會越走越窄。”周忠和隨即把100多篇英文文獻遞給了王敏，卻并未提出任何要求。

文獻涉獵的內容非常之廣，不僅包括中生代鳥類，還有翼龍、與鳥類關系較近的獸腳類恐龍、一些無脊椎動物，以及與埋藏學、色素體相關的論文。

整整一年，王敏愣是在上課之余把這些論文讀熟，并印在了腦子里，這也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王敏的第一篇SCI論文比想象中來得要早。2012年，研究生還未畢業，他就得到了一塊來自三水盆地的“張氏三水鳥”化石。經過研究鑒定，這塊化石出自距今5600萬~3300萬年的始新世中期地層。由于此前我國在古近紀地層中發現的鳥類化石非常少，“張氏三水鳥”的發現不僅豐富了三水盆地古近紀的生物群落面貌，也豐富了國內古近紀鳥類的化石記錄及地理分布。

論文的順利發表以及媒體的傳播，給了王敏正向激勵，也使他堅定地走上了職業科學家的道路。

對王敏而言，學生時期是他最快樂的科研時光。

“那時候大部分工作都比較基礎，大多為形態描述和分類鑒定，以及一點生態習性分析。”雖然思路比較傳統，卻讓王敏感到踏實。

直到2015年，《自然》發表了一種新的擅攀鳥龍類恐龍——奇翼龍。鳥類是從恐龍演化而來，它的翅膀由羽毛構成，但奇翼龍的翅膀卻是由皮膜構成。奇翼龍的前肢末端長有3根手指，其中第三指極度伸長。從它的腕部還伸出了一根棒狀長骨，當手指和棒狀骨張開時，能撐起翼膜形成翅膀。

“這是其它恐龍從未有過的結構。”古脊椎所研究員徐星提出的上述“驚人”的假設分析，在王敏看來簡直想象力爆棚。但是，奇翼龍的標本只有一件，保存也不完整，因此，對于棒狀長骨和翼膜是否確切存在還富有爭議。這也讓王敏對這門學科產生了一些困惑。

“傳統的形態描述、分類鑒定的論文已經很難再滿足職業發展的要求，我們急需講出一些更有新意的科學故事。”王敏的焦慮感隨之增加，“可越大膽的分析越有可能經不起時間的證明，科學設想都需要經過其它標本的進一步驗證，而新奇的標本很可能只有一件。”

面對拒稿不能麻木

2017年可以說是王敏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當年，古脊椎所研究團隊在遼寧凌源地區晚侏羅世地層里發現了一件很特殊的標本，后被命名為長臂渾元龍。它和奇翼龍一樣，都屬于擅攀鳥龍類。

讓王敏驚喜不已的是，他們在長臂渾元龍的前肢發現了和奇翼龍相似的棒狀長骨和翼膜，這就為棒狀長骨和翼膜在擅攀鳥龍類中的出現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化石保存的概率非常低，而恰好有兩件標本保存有同樣特殊的結構，概率就更低。正式研究前，這件標本在王敏的辦公桌上一動不動地放了三周。

“它重要得我都不敢輕易拿起來。”王敏說，當時壓力非常大，就怕無法交出一個完美的研究成果。

在經過仔細的形態學分析后，王敏發現，長臂渾元龍的前肢異常的長，甚至超過了中生代多數鳥類。事實上，擅攀鳥龍類的前肢比例構成都非常奇特。于是，王敏猜測，這樣的差異可能與翼膜的出現有關。

于是，他采用基于系統發育關系的主成分分析法來研究中生代鳥類四肢長度的演化，特別是在接近飛行起源時有哪些顯著變化。結果發現，兩種不同的飛行模式——“膜質翅膀和短掌骨”與“羽毛翅膀和長掌骨”的確使前肢結構產生了巨大改變。

這一全新的規律分析，也幫助王敏的這項研究登上了《自然》。

王敏的研究始終圍繞著鳥類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他先后命名了超過30個屬種的原始鳥類，約占全世界目前已知中生代鳥類屬種的1/3。而隨著化石標本分析數據的積累，王敏又開始涉足一些理論性的研究工作。

2021年，王敏利用大量形態測量數據，首次對中生代鳥類特征（形態空間）和體形（體形空間）的多樣性演化進行對比研究，發現了中生代鳥類兩大主要類群，同時構成姐妹群的反鳥類和今鳥類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演化軌跡。正是兩者的不同演化軌跡，可能造成兩者在白堊紀生物大滅絕時的不同響應。

這項研究時間跨度達6500萬年，視角也不再局限于化石本身，還涉及對一些宏觀演化機制的探討。王敏堅信，這個嘗試不會錯，“未來一定要在新的研究方法、手段和視角上下功夫，而不是僅僅重復過去的研究思路”。

不過，這項研究最終未能發表在王敏心中最理想的雜志。“其實，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投稿、被拒稿的過程中度過的。”王敏坦言，“我在《自然》投稿系統里投過不下20篇論文，送審的只有兩篇，發表的僅有1篇。這些事別人不會知道。”

“我會沮喪，甚至產生自我懷疑，但我改變不了什么。”王敏時刻提醒自己，對拒稿不能麻木，“有負面情緒有時候也意味著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