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傾盡一生為植物建檔

王文采

■本報見習記者 田瑞穎

11月16日，北京城的植物撲簌簌掉葉子的時候，王文采走了。

他96歲的人生與植物緊密纏繞，發表了28個新屬、1370個新種，是我國發表植物新類群最多的學者之一。

他傾盡一生為植物建立“檔案”，卻不希望自己被“看見”。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卻對至親都不主動提及。一只眼睛盲了10年，即使是身邊天天相伴的助手也不知道。

在生命最后10年，他先后罹患4種癌癥，僅靠一只視力日漸模糊的眼睛，捏著一支老舊的放大鏡，趴在桌上寫下了上百萬字的論文著述。

他喜歡和標本相對的分分秒秒日日月月歲歲年年。平靜與跌宕交錯的一生中，即使在至暗時刻，標本仍是他心中的百萬雄兵。

標本，標本

因胃癌住院的這兩年，王文采連做夢都在念叨：“標本，標本……”

北京香山之麓，坐落著亞洲館藏量最大的植物標本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以下簡稱植物所標本館）。在這座1萬平方米六層之高的植物王國，王文采常常一待就是一天。

為了節省時間，他總是自帶午飯，有時是面包、蘋果，偶爾有個西紅柿炒蛋，太投入時一塊巧克力也能對付。

植物所標本館保藏有290多萬份植物標本。王文采一人就鑒定了4萬多份，是館中鑒定標本最多的專家之一。

然而，常年在放大鏡和顯微鏡下凝視植物的細微結構，給他的眼睛帶來了巨大損傷。

2019年元宵節后，93歲的王文采送給助手孫英寶一張自己在家工作的照片。照片里看文件的他，手里多了一支放大鏡。

意識到王文采的眼睛出現了問題，孫英寶第二天趕忙帶他去醫院。醫生問完他模糊的左眼，緊接著問起右眼的情況。

“我的右眼啊，在10年前就已經失明了。”王文采輕輕地告訴醫生。

一旁的孫英寶頓感腦袋發蒙。10年來，老先生從未提及失明，他的眼神里一直有光，完全看不出異常，只是偶爾會用手絹擦一擦眼睛。

今年初出版的《掇菁擷芳——王文采院士論文增編》，就收錄了他在右眼失明后十余年間發表的77篇論文，共計150多萬字。

想到上百萬字的文章和《中國樓梯草屬植物》《中國唐松草屬植物》等專著，老先生竟然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孫英寶再也抑制不住，沖出診室，躲在門外哭了一場。

從醫院出來，王文采坐在車里輕聲念叨：“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花屬植物》的文稿寫完。恐怕后面的很多事情，就得麻煩你們了。”孫英寶緊握著方向盤，使勁兒咬著嘴唇，不讓眼淚落下來。

后來，那張“多了支放大鏡”的工作照一直掛在孫英寶的辦公室里。

實際上，右眼失明的這10年，王文采還先后患上了前列腺癌、腸癌和皮膚癌。腸癌手術后，醫生叮囑他必須休養3個月，但一個月剛過，王文采就迫不及待坐著班車來看標本了。照顧他的護工小春說：“爺爺心里都是標本。”

孫英寶說：“他真不在乎，也不害怕。”

對于王文采多年來向單位甚至助手隱瞞眼疾，兒媳牛小麗一點也不意外，他從不會告訴別人自己難受，也不愛麻煩別人。

牛小麗告訴《中國科學報》，父親的右眼是黃斑病變導致的失明，十幾年前時無藥可治。所幸診治左眼時，有了一種進口針劑。“爸爸對別的病是能不去看就不去看，唯獨對打這種針，他很是積極呢。”

感到能做研究的日子已經不多，他分外珍惜與標本相對的每一秒，直至2021年初，94歲的他因胃癌住院。

植物研究一直是王文采的頭等大事。從陰濕的云南熱帶雨林到陡峭的四川山區懸崖，為了采集植物標本、增加對植物形態變異的認識，他不懼艱險。

有一次，死神與他只有一步之遙。那是1958年11月，王文采在云南勐臘工作時不幸感染了瘧疾，持續高燒不退。

命懸一線之際，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名年輕同志每人獻出了400毫升血。“那么一大罐子的血，輸進去后我就活過來了，要不然就完蛋了。”每次提起獲救的場景，王文采都眼含熱淚。

“重生”之后的王文采，把滿腔“熱血”投入到摯愛的植物事業中。無論怎樣的浪潮，都卷不走研究在他心中占有的一席之地。

他用19年時間，頂住歷史變動帶來的種種壓力，主持編寫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鑒》。這部收錄了我國1.5萬種高等植物的巨著，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圖鑒類著作。

美國著名植物學家高斯頓曾在《科學》上對此大加贊譽，并略帶遺憾地說：“我不理解美國為什么就斷定自己沒有能力去做同樣的工作。”

王文采的一位弟子說，老師做的研究都是應國家需求，但老師從骨子里喜歡植物，對待植物從不挑揀，別人不太愿意入手的研究也興致盎然。

他更是將40多年的光陰印刻進《中國植物志》，承擔了毛茛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紫草科等上千余種植物的編著，成為世界公認的毛茛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等世界疑難類群分類研究的集大成者。

隨著80卷126冊5000多萬字、凝聚了我國四代科學家心血的皇皇巨著陸續出版，整個植物學界為之震驚。這也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種類最豐富的植物學巨著。

刻在骨子里的修養

作為《中國高等植物圖鑒》《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和《中國植物志》的主要完成人之一，王文采于1987年和2009年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被視為皇冠上的明珠，因為寧缺毋濫，曾多次出現空缺。

兩次摘得“明珠”非常少有，更罕見的是他得獎后的平靜。他從不主動向任何人提及獲獎之事，兩次獲獎證書也都是單位派代表領回。“他認為這是集體的成果，自己只是完成了該做的工作。”兒子王沖說。

在他身邊長大的孫女也不曾知曉。直到有一年，從小認識的吳征鎰爺爺拿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看到很多媒體宣傳，她才好奇地問母親：“我的爺爺得過什么獎呀？”

母親的回答讓她愣住了，總是把“我不懂啊”掛在嘴邊的爺爺，竟也曾獲此殊榮。

對待院士這項至高的學術榮譽稱號，王文采也是這般平靜。

1993年3月的一天，退休后的王文采像往常一樣來單位看標本，剛進辦公室就聽到自己被單位推薦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候選人的消息。但這個“喜訊”卻讓他先皺了眉，他心里顧慮的是會不會影響自己的科研工作時間。

1963年8月，王文采在四川康定采集植物標本。

2019年，王文采為楊宗宗等人夾菜。

王文采在家手持放大鏡工作。

當選之后，需要參加的社會活動確實越來越多，這讓他很不適應。他的一位弟子回憶，老師曾找到自己：“你找領導說說吧，看能否把我這個院士的帽子拿下去。”

此話傳出，弟子曾感到不安，擔心別人以為老師“目中無人”，但他心里最清楚，老師是極其尊重院士的，只是太在意自己的研究工作了。

很多人說王文采“最像院士”又“最不像院士”。數十年的夾克，掉了皮的鞋子，等了幾十年的班車，對待后輩也常以“先生”稱呼。

他一生謙卑處世、恭敬待人，刻在骨子里的修養，甚至有些“執拗”。

有一次，家里的車因限號不能送他去看病，家人便提議用一下單位的車，但他卻執意打車去醫院。一直到90多歲，王文采仍堅持坐班車上下班。因為不會使用電腦，他每次都把文章在稿紙上工整地寫好，再請助手輸入；學術交流也時常依靠書信往來。但山積波委的稿紙、郵票，他都堅持自己花錢買。

他在北京海淀黃莊小區的家，與40年前剛搬進時并無兩樣。陳舊的家具、脫落的墻皮、水泥地的臥室、被“壓彎了腰”的書柜、經常“罷工”的門鎖……家人和單位曾多次提出裝修，但王文采都不同意：“我不愿意裝修，破爛點無所謂。我個人穿衣服，也是這樣。”

他喜歡坐在淺黃色的舊沙發上，打開音響聽音樂，尤其鐘愛貝多芬的交響曲。他還喜歡畫畫，中學時期就跟隨畫家王心竟學習，最愛唐伯虎的畫。植物所水杉樓和銀杏樓掛著幾幅兩人高的山水畫，是他90歲時的杰作。

正如心中的山水，王文采對名利物質均無所求。如果說有心愿，可能就是出國考察植物。因為種種原因，一直到63歲后，他才在小女兒王卉的聯絡下前往瑞典訪問。

此后，王文采不顧年事已高，又前往歐美等多個國家考察植物。雖然與日本學者常年有書信往來，但他一生從未到過日本。

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毛茛科學者有三位：中國的王文采、英國的勞倫斯和日本的田村道夫。田村道夫有一個書柜，放著王文采的所有著作。雖然兩人有很好的交往，但每次田村道夫提出合作邀請，王文采都婉言謝絕。

王文采在植物所標本館觀察植物標本。

他曾告訴弟子，一提到日本，腦海里馬上出現蔣兆和先生畫的《流民圖》。少時的戰亂記憶，使一生隨和待人的他一直保有某些執著。

名師為他開路，他手扶后輩過懸崖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平師范大學（現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在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兩位老師。

一位是把他領入植物分類學大門的林镕——我國植物學學科的先驅。一位是把他引入植物研究殿堂的胡先骕——我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

1949年，王文采以第一名的成績留校擔任助教。那年冬天，胡先骕突然把他叫來：“我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有興趣，你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你覺得怎么樣？”

此前，王文采與胡先骕未曾有過接觸。被偶像點名的他難掩激動之情，當即高興地答應了。后來回想此事，他常感慨自己當時的“魯莽”和胡老的“天真”——沒有任何考試和探底，竟讓初出茅廬的自己受此重任。

實際上，胡先骕不僅慧眼識人，還介紹他去植物所工作，避開了復雜的人際環境。“我簡直是太感激他了。”王文采說。

1950年，王文采正式進入“大腕”會聚的植物所——胡先骕、錢崇澍、秦仁昌、張肇騫、吳征鎰等均在此“耕耘”。剛工作時，他曾一度跟吳征鎰同住一間宿舍，還記得吳老床邊一直放著聞一多贈送的手杖。

很多年事已高、事務繁多的老先生，常會請王文采協助指導自己的學生。錢崇澍的學生陳家瑞、林镕的學生林有潤，還有前來進修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肖培根，都曾受教于王文采。

提起60年前這段過往，87歲的陳家瑞眼中泛著光。“他在學習和工作中要求很嚴，但生活里很疼愛我們，經常把我們請到家里吃飯，最好吃的就是粉條加肉丸子。”陳家瑞回憶。

陳家瑞至今仍記著他的教導：要把基礎打牢，踏踏實實看標本，踏踏實實搞野外。

每年王文采都會帶著大家跑野外。很多植物都藏在人跡罕至的地方，除了應付惡劣的自然環境外，有時還要背著標本走上幾十里地，到了晚上又要壓標本、翻標本、烤標本，就連強壯的小伙子也叫苦連連。

“我們從沒有聽到王先生叫過一聲苦，他總是有空就寫筆記，還不時給我們解答難題。”陳家瑞說，每當采集到新植物，王文采都非常高興。

1963年夏天，考察隊翻過四川康定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后，還要越過懸崖，到另一個山頭。那里很可能藏著要找的植物。

陰沉沉的天，籠罩著腳下只容許一人通過的陡峭懸崖，野外經驗不足的陳家瑞感到害怕，“掉下去是要摔死的”。

正在陳家瑞恐懼時，一只清瘦、溫暖的手伸了過來，牢牢握住了他冰涼的手。是王文采，他緊緊拉住陳家瑞，慢慢往前走，還不時叮囑：“盯著前面的植物，不要看腳下的石頭。”

翻越懸崖后，陳家瑞還攥著王文采的手不敢放開，那股溫暖有力的感覺深深刻進了心里。

“慈父般的愛至今也不忘。”比王文采小不到10歲的陳家瑞認真地說。

為門外人“開門”

王文采識才、愛才，從不問姓甚名誰、來自哪里，他從來都是一視同仁。

今年70歲的李振宇是王文采親招的弟子之一，衣著樸素，說話、做事不急不躁，一心撲在植物研究上。這種“純粹”，很多人說與王文采很像。

40多年前，李振宇還是福建農機廠的青年工人，每到周末便帶著盒飯上山采集植物標本，還常將自己初步鑒定但沒有十足把握的標本寄給王文采等植物所專家以求鑒定。

王文采發現，這些初步鑒定的植物多數是正確的，甚至還包括福建沒有記載過的植物。這讓他覺得，這名年輕人雖然只讀過中學，卻是研究植物分類學的好苗子，便向領導匯報了此事。

在植物所路安民、陳心啟等人的幫助下，經過嚴格考查的李振宇正式調入植物所。為了幫助李振宇進入大學補習專業課，王文采還答應了在首都師范大學義務教學兩年的“邀請”。

“王先生非常耐心。”李振宇說，雖然先生在做學問上要求很嚴格，但即使自己重復出現錯誤，也只是提醒時語氣稍重一些。這種克制反而讓人更加自覺。

如今，已成為植物分類學中堅力量的李振宇告訴《中國科學報》，當年王文采還特意請了3位“小老師”一起輔導自己，“這確實是很幸運的事”。

今年6月，李振宇等人將在野外考察發現的一種野生櫻桃命名為“文采櫻桃”正式發表，以紀念恩師。

“王先生是我的人生燈塔。”新疆青年楊宗宗也曾被王文采照亮植物人生。

楊宗宗初中時就在我國首次發現了小花鳥巢蘭，還給偶像王文采寄書信請教過標本問題。遺憾的是，因種種原因他未能走上研究道路。

多年后，對植物念念不忘的楊宗宗，忐忑地撥打網頁上標明的王文采電話。沒想到，92歲的他不但記得十幾年前的小朋友，還熱情告知前往家中的路線。

電梯門打開時，身著白襯衣的老先生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站得畢恭畢敬。全白的頭發，我感覺他的頭發都在發光。”握手的瞬間，楊宗宗激動得想哭。

他認真詢問楊宗宗的困難，還講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故事。在他的鼓勵下，重拾植物夢想的楊宗宗還請來兩位熱愛植物的好友，一位退休教師、一位農民大叔，一起完成了新疆北部地區植物圖鑒樣稿。

那一天，三人帶著樣稿來到王文采家中。老先生眉開眼笑，哼著小曲兒，切了西瓜又倒水，然后迫不及待拿著放大鏡仔細看書稿。看到從未見過的植物照片時，他就會開心地笑起來：“非常好，非常好……”

臨近中午，王文采特意準備了魚和肘子留大家吃飯，在客客氣氣給所有人夾完菜、盛好湯后，他才坐下。他倒的水有些偏，盛的湯也有些溢，93歲的他唯一有視力的左眼越來越模糊。3個人都低著頭，一邊扒著飯，一邊流著淚。

“他不會上來問你的學歷和學校，哪怕我們是愛好者、農民或者退休的人，只要覺得我們喜歡植物，做出點成績不容易，就會盡全力幫助我們。”楊宗宗說。

在王文采等人的幫助下，科學出版社也向這群“毫無背景”的作者伸出了援手。這也是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成立24年來，第一次支持民間個人團體著書。

在楊宗宗心里，“他是一座高山，但給你開了一扇門”。

歸去來

命運曾在王文采的童年，早早關上了父愛的門。

1926年，王文采出生于山東濟南，兩歲時便坐在父親腿上識字，念錯了就被折扇打一下，念對了就得些栗子吃。讀幼兒園時，他就認識了上千字。

4歲那年，對父親的記憶戛然而止。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母親瘦弱的肩膀就是他唯一的依靠。有一次，小春在陪王文采聊天時，談及童年，不禁問道：“爺爺，您小時候沒有父親，會覺得不幸福嗎？”

王文采沒有一聲嘆息，反而知足地說：“我還有一位母親啊……”

在做了20多年護工的小春眼中，王文采是最不一樣的病人。即使自己沒做好，他也從未有過一句不滿，就連身體最痛苦時也沒有發過一絲脾氣，還不忘寬慰地沖自己笑。

有一段時間在醫院訂午飯，小春發現兩個人點餐的口味出奇地相似，起初還以為只是巧合，后來才恍然大悟，“爺爺吃不了多少，他其實是點給我吃的”。

小春說，爺爺有時糊涂起來，腦子就只有兩件事，一件是嚷嚷著坐班車去看標本，一件是念叨著母親和妻子。

王文采的妻子程嘉珍畢業于南京藥學院（現中國藥科大學），1951年來植物所實習時與王文采相識。志趣相投的二人不久便走到了一起。“他們當時在樹下談戀愛，還被偷偷拍了照。”王卉笑著說。

一場驚雷打破了平靜的歲月。在醫院工作的程嘉珍因為復雜的親屬關系，被隔離審查后又下放到河南“勞動改造”。

那天，醫院把3個年幼的孩子叫來送母親遠行，直至她的背影模糊、消失。提及此事，年屆七旬的王沖揮揮手，眼睛轉向了窗外。

為了保護和照顧孩子，王文采將王沖和王卉寄養在姥姥家，大女兒王箏跟著自己。“妻離子散”的歲月，未見他有半分抱怨，他只是沉浸在植物世界里，偶爾拉一拉二胡。“父親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你看不到，特別平靜。”王沖回憶。

數年后，程嘉珍終于歸來，但精神受到不小的創傷，日子過得很不容易。不管面對什么樣的艱難，弟子們都不曾聽到王文采一聲怨懟，哪怕是一聲嘆息。他常說，植物標本沒有脾氣，可以靜心研究。

經歷過風浪的沖擊，遲暮之年，王文采與妻子的感情更加安定篤實。有時兩人下完館子，會去公園散散步。兩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攙扶著越走越遠、越走越小……

2009年，很少去醫院檢查的程嘉珍忽然要去醫院治病，不幸被查出已是肺癌晚期。短暫出院期間，她神神秘秘地把兒媳拉進臥室，關上門說：“如果有合適的，給你爸爸找一個……”剎那間，兒媳淚如雨下。

彌留之際，程嘉珍叮囑，千萬不要讓文采來醫院看她這副生病的模樣。

沒多久，他的妻子走了。告別儀式上，王文采的悲傷像落葉凋零般寂靜，他只是彎下腰，撫了撫亡妻的頭發，在耳邊說了句悄悄話。

之后幾個月，看標本、做研究，一切像往常一樣，只是這位一米七幾的老人，慢慢瘦得只剩下90多斤。

多年以后，和孩子們一起去掃墓的時候，他緩緩走向妻子的墓碑，慢慢俯下身，伸手摸摸她的名字，喃喃地說：“嘉珍，我很快去找你了。”

北京的初冬，落葉歸根。將余下的歲月都獻給熱愛的植物分類學后，他也走了。

王文采的告別儀式上沒有哀樂，一首生前最喜歡的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余音繞梁。

▲王文采與程嘉珍。

▲2002年3月31日， 王文采夫婦金婚時在北京景山公園合影。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