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強：北美臨床化學家協會助力中國IVD產品走向世界

　　分析測試百科網訊 自2020年開年以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在中國的迅速反應進程中，涌現了一批優秀的IVD企業，如華大基因、圣湘生物，他們不僅及時提供了滿足國內核酸檢測或抗體檢測的試劑盒產品，而且隨疫情發展，及早地取得美國FDA的EUA授權或歐盟等國家的認證，從而使產品走向全球。在此過程中，北美臨床化學家協會（NACCA）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北美的臨床檢驗和FDA申報制度有什么特點？NACCCA組織的源起發展及發揮了哪些重要作用？國內優秀企業如何更快地申請到FDA的EUA授權？分析測試百科網近日采訪到NACCCA候任會長王永強博士，他將分享自己對中美IVD和臨床檢驗的觀察與思考，鼓勵更多的中國IVD產品走出國門，獲得北美乃至全世界的認證。王永強博士也將在6月24日分析測試百科網舉辦的網絡會議上為大家詳解申報攻略（報名鏈接）

北美華人臨床化學家協會候任會長王永強

醫學和產業界的20余年經歷

　　無論是在醫學界還是產業界，王永強20余年的經歷始終貫穿著醫學和臨床檢驗。白求恩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畢業的王永強，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先做了四年的核醫學科醫生。1993年，王永強以美國國家科委首批中國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陸軍總醫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WRAIR）進行學習深造。3年后，王永強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病理科臨檢室做博后并留任，師從Daniel W. Chan 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學工作的10年期間，王永強在2000年代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新加坡建立了兩個實驗室，一個是腫瘤標志物實驗室，一個是臨床化學分析實驗室。

　　進入產業界的第一家公司是大冢制薬株式會社，王永強任臨床試驗室主任和產品研發經理，并帶領所在實驗室通過CAP認證。在馬里蘭州從事IVD相關工作時，王永強和幾位留學生一同在天津泰達建了一個CRO 中心實驗室，任CSO（首席科學官）和臨床試驗室主任。10年前，王永強來 MacroGenics 生物制藥公司任臨床實驗室主管，主要從事生物標識物和伴隨診斷臨床研究，并參加完成2個三期臨床試驗。王永強表示，“在我工作的20多年期間，管理了近20個實驗室，包括CRO中心實驗室和生物標志物檢測實驗室。我希望將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共同推動臨床診斷研究的發展。”

北美華人臨床化學家協會

　　北美華人臨床化學家協會（NACCCA）是非營利組織，建立于1981年，由時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核醫學科教授Arthur DJang博士建立。NACCCA為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臺灣，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亞洲或其他非亞洲國家的500多名臨床科學家，醫師和臨床實驗室人員提供服務。

　　目前，NACCCA已經被美國醫學界所高度認可，前任主席在業界也有非常高的名氣與聲望。學會創立者與首任主席Arthur DJang發明了茚三酮蛋白質測定試驗方法，同時也是醫院、家庭常用的消毒劑——來蘇水的發明人。隨后的董事會成員包括：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臨檢主任Daniel W. Chan和UCSF臨檢主任Alan Wu等人，都是業界某一方面的資深專家和學術帶頭人。Alan Wu出版了多本與心血管相關的書籍；Daniel Chan在1981年作為WHO官員與國內天津醫科大學進行了首次訪問交流，和衛生部臨檢中心主任楊振華老師也有許多交流，為后續NACCCA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3年前AACC（美國臨床化學家協會）的主席 Steven Wong也是NACCCA的前任主席。

　　NACCCA董事會現有成員包括美國最大的醫學院、醫院和科研所第三方檢驗室主管，比如康奈爾大學醫學院臨檢科主任、德克薩斯兒童醫院臨檢科主任、Quest科學實驗室主任等。談到同國內的合作，王永強表示：“對于國內來說，NACCCA是一個很好的資源，以及交流和溝通平臺，NACCCA也愿意與國內IVD或臨檢業界人士密切合作。當前，NACCCA和antpedia（分析測試百科網）達成了戰略性的合作，將通過舉辦一系列網上講座、授課等形式，進一步推動NACCCA和國內業界的交流。希望大家能把NACCCA和其中的成員，作為中美醫療界的溝通橋梁和有效資源；NACCCA成員也特別愿意攜手國內業界人士，共同推動中美之間業界的發展和進一步的技術改進及商業化。”

　　王永強還特別特到一點：“NACCCA在COVID-19發生后，為了向國內業界人士學習，取得國內先進的經驗，獲知非常慘痛的、付出生命代價的經驗教訓，聯系了中華醫學會檢驗醫學分會王成彬主任、CAIVD（體外診斷產業協會）宋海波會長，并進行三方探討，如何對美國突發事件進行應急響應。在這期間，王成彬主任和宋海波會長提供了很多方面的資源和信息。其中資源方面提供了國內現在被NMPA批準的優秀企業以及相應產品的特點；如何進行多方協調，使國內很多合格的產品拿到認證。這是一個多方面的協調工作，非常有價值，也非常值得學習。出席討論的包括NAACC現任主席曹靜博士、前任主席William Wu（吳衛甲）、Victoria Zhang（張巖），易欣，我本人等。該會議組織非常成功，實現了用國內經驗來指導啟發美國臨檢從業人士的積極作用。”

美國：主任負責制的臨檢科

　　談到中美臨床檢驗的異同，王永強說，第一點區別是：美國臨床檢驗科隸屬于病理科，在整體職能科室當中，臨床檢驗科是病理科一部分。臨床檢驗科的檢測項目涵蓋傳統大生化、免疫、微生物、血球檢查等，同時也涵蓋了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病毒檢測等新的檢測項目，總計20余項。第二點區別是：在美國，無論是病理科還是臨檢科，都實行實驗室主任全權負責制，實驗室主任職能范圍非常廣，包括人員雇用、科室建設、教學、科研、儀器設備采購，以及與醫院協調等，這點與國內相比差別較大。

　　在協會方面，美國的大病理科有CAP協會（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臨檢科有AACC（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所以協會方面和國內一樣，比如說病理科做病理的事，臨檢科做臨檢的事，但設置、匹配、管理的匯報制度（reporting system）有些不同。

　　臨床檢驗和IVD：一衣帶水 密不可分

　　談到臨床檢驗與IVD（體外診斷）之間的關系，王永強表示，兩者無法分割，就如同上下游的關系，沒有上游的IVD企業研發出的優秀產品，下游的臨檢科就無法有效監測病人的各種生物樣本，無法有效地幫助醫生診療。臨床檢驗依賴于IVD技術發展，只有使用更好的產品，才能發展更好的檢測項目，為病人服務。

　　“比如說臨檢，在我做醫生的時候，我背出大概三四十個臨檢指標正常值就可以了，現在是不可能的，約翰霍普金斯的臨檢科就有3000多項測試，最常用的已經達到1000多個，臨檢科醫生、技師幾乎不太可能記住這些正常值，達到為病人服務、為醫生提供指導的作用。所以我覺得IVD企業的發展任重道遠，不僅需要可靠的產品質量，后期的數據處理現在看來是越來越重要。”王永強說。

　　IVD行業的“看大看小”

　　對于IVD未來的發展，王永強認為有“看大”和“看小”兩方面趨勢。其中“看大”指中心化、自動化。中心化如企業的合并和集團化；自動化指企業配套大型自動化設備，提高檢測通量，結合AI處理大數據，為患者提供快速精準的檢測結果。

　　“看小”指產品家庭化，即目前流行的即時診斷（POCT）、床邊診斷等。在當下的COVID-19疫情期間，已經可以看到IgG和IgM抗體監測，能在小型診所實現檢測，甚至未來可走入家庭。除了COVID-19，對于整個IVD行業來說，未來期望可通過小型試劑盒或者卡片，采集一滴血或唾液等實現多抗原、多抗體的快速監測，及時告知人們疾病的狀態和相應的治療藥物。

　　談到COVID-19和IVD，王永強說：“當前在美國，IVD已經應用到沃爾瑪、CVS等大型連鎖超市/藥店，樣品收集未來可進入家庭。這些POCT kits已經用到方方面面，有些還有流動采樣車，采樣咽拭子、鼻拭子、唾液、血液等。所以大家對IVD和kits名詞越來越不陌生了。我覺得COVID-19不是件壞事，它的出現給整個人類一個提醒：提醒我們不要小看病毒，因為人們生存空間周圍有很多危害人類的東西和微生物存在，不要小看它、不要輕視它；我們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在這些方面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同時不管中國人民還是美國人民都意識到了，IVD和臨檢科從業人士的重要性，我覺得很欣慰。”

優質企業如何申請FDA認證？

　　當問及中美兩國在儀器、試劑認證管理方面的異同時，王永強說：“這個問題很有實時性，目前正在進行時。”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認證都非常重要。這是一道門檻，意味著企業達到了一定標準，被相應的政府級的藥監部門批準，得到了業界認可。

　　COVID-19是一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事情發展非常突然，也非常緊急。“關于COVID-19，不得不提到國內在這方面反應非常快速，并且IVD企業界和整個臨檢界、第三方實驗室整體迅速的反應，包括國家機構很快批準了對廠家、核酸、抗體等的NMPA認證。”

　　助力兩家企業拿到FDA的EUA授權

　　王永強近10年來一直在IVD產業界，有申請體外診斷器械和CAP認證報批的諸多經驗。關于如何取得美國FDA的認證，王永強介紹了兩個案例。

　　“華大基因在三月開始的時候反應非常迅速，他們通過各種關系，在美國組織了一場非正式、但非常有探討和價值意義的、關于如何申請EUA的討論會，參與者包括華大在美國的包總和在美國的投資人，喬治城大學的教授、臨檢科主任，還有華大自己的律師，以及FDA退休的官員。這個討論會非常有幫助，達到了集思廣益的目標。當時EUA申請有兩種，一種是作為臨檢實驗室申請，一種是作為制造商（manufacture）申請。根據了解，我推薦走EUA的制造商申請，這樣華大作為在深圳的制造商，取得了EUA的認證，從申報到獲批只用了兩周時間，這是國內第一家企業拿到EUA。

　　第二個是圣湘，在戴立忠博士的領導下，圣湘很快組織了一個團隊，包括技術方面、國際部、質量管理、產品開發等，組成一個團隊和我對接。我們非常迅速地把圣湘產品的技術描述轉換成美國FDA的Template（模板），配合律師團做法律法規的標簽等后期包裝，圣湘也在很短時間內拿到了FDA的EUA批準。”

　　王永強表示：“通過參與這兩家公司的申請，我感覺到中國企業非常優秀，產品質量有保證。在申報期間與FDA的官員交流中我也意識到，FDA官員對中國IVD企業和對我們的工作態度和精神，包括一絲不茍的E-mail、律師團的專業性、以及響應速度都比較認可。我感到非常驕傲。”

　　并非高不可攀的FDA認證

　　談到對國內以前對FDA的態度，通過一些交流王永強談到兩點體會。

　　“首先，總體來說國內對FDA認知有一定誤區，覺得美國FDA門檻很高，所以在以往涉獵較少。對這種想法我不是特別認同。同歐洲、亞洲相比，FDA在整個業界中質量管理確實非常嚴格，審批的程序也非常有條理，這是不可否認的。FDA門檻高是指其設置的分類和標準，目的是讓獲得FDA批準后的藥品或醫療器械等產品更好，讓消費者、醫務人員、病人都能受益。10年前，我本人申報第一個FDA認證的體外診斷產品時也感到很陌生，而當接觸到FDA的這些條款，一旦了解其運行模式、指導原則、相應標準后，就會覺得并非高不可攀。

　　而且，通過與FDA官員進行接觸，會發現他們實際上都是行業內資深專業人士，受過專業的訓練，有相應的工作經歷。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后時，同一間辦公室的兩位同事現在在FDA做審核員。我從博士后時就和他們交流，非常熟絡，一起發表文章，一同做試驗，共同探討業界的發展趨勢，多年來仍然是朋友。他們非常平易近人，也很理解我們業界的需要和需求。我之所以說這些，正是為了讓國內的企業和同行打消顧慮。

　　第二點，我曾對國內的一些CEO講過，我們要放開、要大膽、要有企業家的膽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對自己的產品非常有信心，覺得產品達到了FDA要求的標準，無妨去試。比如同北美華人中的業界人士交流，他們有的在美國IVD大企業，有的在雅培、羅氏、西門子等大型制藥企業，有的在臨檢前線工作。華人一定會盡力相互幫助。NACCCA 是其中影響力很大的華人在美的專業組織之一。

　　所以我總結主要就是這兩點，首先是FDA雖然標準嚴格，但并非高不可攀；第二，企業家要放開膽識，借助外力如資源，大家一同努力，拋開政治以外的因素，完全有可能，有更多的國內企業進軍到美國市場。

　　尤其這次EUA認證，不管是核酸還是抗體的試劑盒，中國有數家已經取得了FDA的EUA批準。那么將來，做CAP、PMA，DENOVO（FDA創新分類）申報都可能獲得批準。所以，加油！”

　　IVD商業實驗室應做出差異化特色

　　美國的第三方檢驗所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有所發展，目前美國有全球最大的兩家第三方檢測企業：Quest Diagnostics（奎斯特診斷公司）和LabCorp（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國實驗室控股公司），他們采用了不同的經營模式。

　　Quest采用集中式發展模式，并沒有在全美設置很多小網點，而是一個區域設置一個巨大的實驗室。王永強回憶說：“我在十年前到Quest實驗室參觀時就深感震撼，它的實驗室就像一個航空站。幾百位樣品收集員在滴滴答答地打條形碼，就像大型超市的收銀員，但所有實驗全部自動化，10年前就已經大幅使用機器人、機器手來進行自動化取樣等。Quest甚至有自己的飛機來快速收集各地樣本。Quest模式至今在中國也見不到。”

　　另一種模式是LabCorp采用的分散化模式，類似于麥當勞開店模式，密集地分散于城市不同區域提供便民服務。也就是說，不出兩公里你總會見到一家LabCorp的抽血站或檢驗所。美國的私人醫生診所很多，他們一般租用一個Professional Building，幾乎每個Professional Building里都會有LabCorp的抽血點和快速檢測點。

　　“我認為這兩種形式都值得國內檢驗所借鑒，國內檢驗所現在很多，但能夠采取這種形式的不多，用長短結合、集中化和分散化的結合，仍然是可取的模式。”王永強說道。

　　在美國，除了上述兩家實驗室，還有很多具有自身特色的第三方檢測實驗室。例如Covance（科文斯）和PPD，作為CRO的中心實驗室，他們不僅做大生化檢驗，還同其它的參考實驗室或特殊檢驗實驗室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做樣品收集工作，然后分包給其它的中小型特殊檢驗所。

　　特殊檢驗在美國發展極為迅速。NeoGenomics最為典型，它從基礎的病理監測開始，現在已運用了免疫組化、分子生物學、宏基因組二代測序等特殊檢驗方法，將自己的業務打造成為同病理有關的所有特殊檢測。另外一個是猶他州的ARUP，這家公司從PCR和簡單的分子生物學檢測開始，逐步將分子生物學應用在腫瘤、微生物、遺傳疾病、優生優育等特殊檢驗方面，形成特色。這使得全美各個臨床實驗室，如果做特殊檢驗時都會想到ARUP，都會把樣品寄給他們。

　　“上述兩個例子說明他們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其模式值得國內第三方檢驗借鑒，不是單純的復制與重復。在不同省市設立連鎖只是一種模式，更容易成功的是注重自己的特點。尤其是現在物流非常快捷便利，第二天都能夠送達。與其重復地建立一個大的臨檢中心，不如建立一些有自己特色的測試項目。”王永強提出了中肯建議。

　　3大信息分享獲取EUA經驗

　　在6月24日的講座中，王永強將在分析測試百科網做題為《談談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新冠病毒 (COVID-19) 體外診斷試劑盒的緊急使用授權 申報的攻略和技巧》的報告。在這場講座中，王永強將向聽眾講述幫助華大基因和湖南圣湘取得FDA的EUA經驗。

　　在當天的講座中，王永強將和聽眾分享一下幾個信息：

　　1.FDA批準并非高不可攀。

　　2.如何與FDA取得聯系并進行交流

　　3.如何與相關FDA官員打交道。

　　首先，FDA的審核標準雖然嚴苛但并非高不可攀，在中國企業的產品有質量保證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得到FDA批準。其中的攻略和技巧將在24日的講座中展示。其次是與FDA溝通、交流。例如，如何與FDA取得聯系？如何寫E-mail？如何打包相關文件？何種辭令更容易讓FDA接受等。第三是與FDA官員打交道。在這一部分，王永強將向聽眾分享實例，讓聽眾了解提交的文件有哪些部分組成？在哪些時間點做哪些事情？如何回復FDA官員所提出的問題等等，這些都將在講座中與大家分享。

　　此外，王永強還透露一點：“在與FDA管員溝通時會涉及到及時性問題，在協助華大和圣湘的過程中，我要求我自己和律師團隊回復時間不超過12小時，碰到一些無法及時回復的問題，我們會在郵件中說明情況“。更多詳情請大家參加24日的講座。（報名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