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始終引領科研“潮流”,卻又與“潮流概念”保持距離的科學家,回國十余年,在中國這棵“大樹”上結下的最大果子當屬“社會計算”。
“大數據”無疑是眼下最火的科技概念,作為在復雜系統和智能控制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的國際著名學者,中科院自動化所研究員王飛躍事實上在20多年前就已涉足“大數據”相關領域的研究。
盡管王飛躍如今的每一項研究都涉及“大數據”,但他本人卻很少使用這一概念。此前大熱的“云計算”同樣與他的研究密切相關,只是他更愿意將其樸素地稱為“當地簡單,遠程復雜”。
前不久,記者在王飛躍參加完某企業組織的“潮流話題大講堂”之后,采訪了這位始終引領科研“潮流”,卻又與“潮流概念”保持距離的科學家。浙大校訓“求是創新”是王飛躍追求的目標,但他說自己無法時刻做到,有時非但不創新,反而在懷舊。
王飛躍本科學化機,碩士讀力學,博士專攻計算與控制,數理化均有涉獵。外人眼里,他在求學之路上的專業跳轉跨度極大。然而在他自己看來,這不過是很自然的變化,有社會和歷史的原因,更有自身興趣和社會需求的背景。
1977年,因“文革”沖擊而中斷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16歲的王飛躍以高一學生的身份報名應考,盡管考試成績并不理想,但因在高中化學競賽中得過第一而小有名氣,自學有機化學留下六大本厚厚的筆記更是傳為佳話,結果就順勢被山東化工學院(現青島科技大學)錄取。
“當時有個大學上就已經很好了。”王飛躍沒有猶豫,覺得只要不是去上山下鄉,有書可讀已是幸運。
入讀的是工科專業,但王飛躍始終對數理科學念念不忘,打算考研時轉至數學或物理,但這個想法并未得到老師們的認可,說半路出家的非專業性研究恐怕會在將來遇到許多“麻煩”。對王飛躍關注最多的力學教研室老師卓延文建議他改學力學專業,說這樣能充分發揮其數理優勢。
大學時,王飛躍把國內所能找到的彈性力學書看了個遍,還翻譯了兩本英文專著。1981年以優異的成績被浙江大學力學系著名教授王仁東“搶收”到門下,專攻斷裂力學,這與他本科時的化工機械背景不無關系。在讀期間,王仁東先生不幸離世,王飛躍的研究方向轉至計算力學和板殼力學。畢業時,他已完全轉至理性力學的研究,面對的全部是公理系統和抽象數學。
然而不久之后,王飛躍對自己原本癡迷的力學理論研究又有了“不安分”的感覺。
完成碩士論文答辯后,王飛躍拿起的第一本書是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書中所揭示的科學范式的轉移、科學共同體的“心理格式塔轉換”等,讓他感覺到“科學研究并非是理想中科學家們探索真理的純凈過程,而似乎是一部大師們借助真理制造范式,利用個人、學術、社會及政治的影響,創造領導科學潮流的歷史”。
庫恩對王飛躍內心的沖擊是巨大的,他自幼想象中籠罩在“科學”二字上面的“神圣”光環突然消失了。多年后,王飛躍翻譯發表了庫恩《結構之后的道路》中的 “可公度性、可比較性、可交流性”一文,對從思想和本質上反思中國文化,特別是當代文化和實踐中對學人、學科和學問的認識、評價和利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科學觀念的顛覆,讓王飛躍覺得力學太“被動”,所有的理論大廈已經由“大師們”設計好了,而其他科學家只能按照設計好的圖紙“添磚加瓦”,簡直像個“泥瓦工”。
“我不能當一輩子‘泥瓦工’吧?”王飛躍想要找到一個更加“主動”的研究領域,他說自己“望文生義”想到了控制論,因為“控制”一定是“主動”的。
如今回想起來,王飛躍說自己當時對力學的看法是錯誤的,那其實是一個可以頂天立地、大有作為的領域,“但對我而言都已成為歷史了”。
恰在王飛躍想要再度轉行的檔口,智能機器人研究在國內外掀起熱潮,他決定放棄力學轉入智能控制。1986年,在浙江大學力學系任教兩年后,王飛躍前往美國倫塞利爾理工學院開始留學生涯,師從智能控制和機器人與自動化創始人之一喬治·薩里迪斯攻讀計算機與系統工程博士學位。
在美國,一切從頭開始,王飛躍除了需要承受體力和腦力的付出,還要經受心理上的艱難磨煉。1987年末,在他開始從事智能控制研究三年之后,他一度想轉回力學,因為當時實在搞不清楚智能控制除了“說大話”之外,還能具體做些什么。但導師的一席話,使他堅持下來。日后回想,他說還是因為自己相關知識太少、無法下手之故。
對于求學之路上的不斷跳轉,王飛躍說年少時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僅憑興趣和一腔熱血,而隨著年歲的增長,轉行時便開始更多考慮社會和國家的需要。
庫恩的理論對王飛躍可謂影響至深,不僅直接促使他從理論研究轉向工程研發和應用,也使得他開始重新認識歷史、社會乃至世俗的人際關系學,引導他大量閱讀經濟與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
博士論文完成后,王飛躍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申請再讀一個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考完試,人家說你已經有個博士學位了,再讀就是浪費資源。”王飛躍笑著回憶當年被拒的情形,說自己無奈之下只好去了亞利桑那大學教書。
1995年,已成為亞利桑那大學副教授的王飛躍受邀到清華大學講學,其間拜訪了時任中科院副院長路甬祥。路甬祥跟王飛躍提起了中科院的“百人計劃”,希望他能到中科院工作。
在美期間,王飛躍有閱讀《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習慣,他熟知路甬祥早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曾在這份報紙上說過的一句話:“果子要結在中國的大樹上。”
對于路甬祥的提議,王飛躍回答說自己也有回國工作的打算,但不想給人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自己在美國混不下去了。所以,他希望在美國當上正教授后再回來。
1997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等聯合研發的San Diego智能車演示之后,亞利桑那州的一位州議員對此技術大感興趣,并提出要在該州的圖森和鳳凰城兩個城市之間建設一條雙向的智能車快速道。然而San Diego智能車成本太高,這位州議員提出要設計制造低成本的智能車,但只提供10萬美元經費進行試驗。
王飛躍毫不猶豫承擔了這一項目,迎接挑戰。一年多后,他率領的團隊完成了自主車VISTA的研制,并在鳳凰城的51號高速公路上進行了公眾演示。王飛躍生平第一次接受了現場電視采訪,一時間成為當地媒體追逐的“明星”。項目團隊中,除了一名來自南斯拉夫的學生,其余人員全部來自中國大陸,而且都不會開車!這一年,王飛躍成為亞利桑那大學最年輕的正教授。
VISTA成功之后,王飛躍的團隊從美國聯邦交通部拿到55萬美元的后續經費,做車與路的智能交互系統。但此時,他的主要精力已開始轉到國內。1999年,王飛躍入選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引入海外基礎人才計劃”回國,任中科院自動化所研究員。
“其實,在美國當一輩子教授,生活是很舒適的,但人生可能也就那樣了。”采訪中談及回國初衷,王飛躍說自己不是喜歡唱高調的人,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我不認為回國就是愛國,也不認為不回國就是不愛國,只是年輕時有了想做一番事業的心愿,于是就回來了。”
2000年,王飛躍牽頭組織中科院自動化所、廣東科龍公司與亞利桑那大學合作,成立了中美聯合智能控制研發中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儀式上,他在即興演講中再次提起“果子要結在中國的大樹上”。
按照傳統理解,自動化和智能控制研究直接面向工程技術,而王飛躍回國后則把視野轉向了他更為關心的社會領域。“我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社會學和心理學,因為我感到隨著網絡的興起,將其與信息結合,將是社會的重要需求,是個大問題。”王飛躍的選擇,基于人類經歷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正在走進“知業社會”的判斷。
正因如此,王飛躍回國十余年,在中國這棵“大樹”上結下的最大果子當屬“社會計算”。
2002年底,中科院自動化所成立復雜系統與智能科學重點實驗室,王飛躍任主任,確定實驗室未來的發展方向成為迫切課題。2003年初,王飛躍代表實驗室首次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每五年一次的工程類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評審專家紛紛認為實驗室定位不清,不知“復雜系統”是什么,質疑他們究竟研究了“復雜科學”的哪些問題,且認為他們“哲學討論多,具體方法少”。
苦思數月,實驗室研究人員最終認定,復雜社會問題是一個突破口。2004年,王飛躍正式提出“社會計算”概念,以計算手段研究習慣上被認為是政治社會學中的定性問題,形成計算研究與應用的新焦點。
“將來一定是人文與技術交融,合為一體。”王飛躍認為,社會計算既要有可靠的數據,也要有可用的模型,二者缺一不可。為此,他提出了基于人工社會、計算實驗、平行執行的ACP理論方法,成為社會計算研究和應用的框架。
也許是理念和想法太過超前,王飛躍提出的“社會計算”最初讓很多人難以接受。擁堵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城市交通是復雜系統領域最為直觀、貼近的研究對象,王飛躍希望用社會計算的框架和方法形成人工交通系統,希望以此減輕拿不到真實可靠的數據而無法研究的問題。
2012年,王飛躍團隊的第一部關于社會計算的專著《社會計算的基本方法與應用》出版,凝結了團隊十年來的探索和追求。在這樣一項融合計算科學、復雜系統、智能控制、管理科學、社會學乃至哲學的研究中,王飛躍在不同學科間游刃有余,不少人驚嘆于他的學術涉獵面之廣。
“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我只是花了更多的時間來讀書和工作。”王飛躍自幼養成讀“閑書”的習慣,不管哪個專業的書,總能按照小時候看小說的方式去讀。
各種“雜書”成為激發王飛躍靈感的來源,不知何時,外界的刺激就會與他腦袋中的固有頻率產生共振,產生很多的研究想法。他會隨時在手機里記錄下這些“靈感”,列入一份專門的清單。
“過幾天發現這個問題沒意思,就會刪掉。”盡管有增有減,王飛躍的這份研究清單仍是累計得越來越長,“恐怕一輩子都完成不了”。
關于未來,王飛躍希望把平行系統的應用真正做起來,同時將知識自動化的相關工具方法和系統建立起來并期待能夠應用于實際。
而關于何時能夠“開花結果”,已過“知天命”年紀的王飛躍變得更加坦然,“篤定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回望來路,他說自己經過的軌跡已成生命的一部分,“沒有壞的經歷,只有有價值的經歷。能從中學到些東西最好,實在學不到,就放進自己的真實記憶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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