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時評：大城市病源于資源匹配不平衡

　　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預計將達55%。中國城鎮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甚至突發自然災害也會導致城市不堪一擊……各類問題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們的城市一邊在成長，一邊在生病。

　　一些專家指出，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了中小城市。對此，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表示，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大城市病”。

　　在近期召開的各地“兩會”上，北京市政府明確表示要“切實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通過采取綜合措施，“嚴格控制人口規模”。

　　北京、上海作為全國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最先并且最大程度地遭遇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產生的壓力。這種壓力如果處理不當，不僅大城市本身發展前景疑云重重，更嚴重的后果還在于，大規模人口全面發展所必經的城市化路徑，有可能因為示范不當而整體呈現方向性偏差。

　　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處在歷史性的轉折關口，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極為迅猛地由鄰近中小城市迅速轉向大城市與特大型城市。其結果，喜的方面是，曾經長期人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鄉戶籍分立制度，在全國多數地區基本已不再構成挑戰性的課題;而憂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總量和結構問題越來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潛在可能性，迫使相關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兩端。

　　以戶籍為基礎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難扭轉“大城市病”不斷加劇的總體趨向：其一，就人口總量維度來看，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單向度流動，不僅合乎個體理性，而且也是勞動力與資本優化配置規律使然。其二，就人口結構維度來看，因為戶籍壁壘對于競爭性不強的低端就業崗位影響相對較小，真正受到干擾的，反而集中在需要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高收入行業。

　　這要求決策者必須意識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因為大量人口的跨地區流動，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小城市就業機會不足，且公共服務水平低下。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步伐，還要依靠中央主導下的地方均衡發展戰略有效引導，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開放的心態，通過更大力度的“引進來”、“放出去”，更好地發揮龍頭帶動及輻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