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污染：戒不掉的憂愁“限塑令”成了“購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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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這種跟人類才打了100多年交道的現代工業“明星”，如今正因為隨之而來的各種問題，聲譽一落千丈，從創新發明淪落為環境噩夢，成為人們戒不掉的憂愁。

　　保護地球，人人有責！隨著2015年的到來，我們更應該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從而建立我們的綠色家園。

　　“最近年關，快遞偷包頻發，于是我要求我們的店員：每一個快遞裝箱后，再用膠帶糊得死死的！360度無死角，全膠帶，兩層！”一網店店主在微信朋友圈曬快遞服務：散落一地的快遞包裹均被透明膠帶五花大綁，密不透風。

　　快遞的另一端，在一家銀行工作的汪小姐網購的兩只護手霜到貨了。她收到的是一個被黃色膠帶纏得嚴嚴實實的小盒子，用剪刀“蠻力強拆”后，先看到填充空間的幾塊泡沫塑料，中間是一個用被纏了兩圈膠帶的氣泡墊包著的小物品。她數了一下，里里外外一共四層。“包裝太強大了，護手霜一點都沒受損！”汪小姐給賣家“快遞服務”一欄打了個5分好評。

　　2014年11月11日~16日“雙十一”期間，我國快遞業務總量為3.46億件，比2013年“雙十一”同期增長73%。數字背后，是海量網購帶來的巨量快遞包裝的浪費問題。

　　電子商務依賴快遞，如同“俄羅斯套娃”般的快遞包裝愈演愈烈，絕大多數店主更是將“包裝凸顯檔次”奉若圭臬。然而，快遞過度包裝正產生著越來越多的浪費和環保問題：據初步計算，2014年快遞的包裝膠帶可以圍繞地球288圈。透明膠帶的主要原料是聚氯乙烯，在自然條件下，至少需要100年才能自然分解。

快遞過度包裝：沒它不行

　　一位張姓電子產品淘寶店主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快件包裝離不開透明膠帶。

　　“我們也沒辦法，要保證商品經過一路物流投遞不會有任何損毀。否則就得賠償。”張先生說，用膠帶多纏幾圈正是為了增加拆封難度，“偷包的事兒時有發生”。

　　“手機算小件商品了，通常也需要1米長左右的膠帶封箱。”張先生告訴記者，如果是大件，動輒就需要扯兩三米膠帶，“一卷膠帶包裝十幾個快件就‘報銷’了”。

　　記者了解到，不同商品雖然具體的包裝流程、包裝方式都不一樣，但“用料”大同小異。一般包裹除了自身自帶的包裝之外，還要填塑裝箱、透明膠帶纏裹，然后再裝入普通包裹袋。如果外包裝是紙箱的話，一般還需要多纏幾層膠帶，用氣泡墊等做撞擊防護。

　　這還不算，記者從快遞員口中了解到，快件從寄出到接收，需要經過多個環節，磕碰在所難免，二次包裝甚至多次包裝也是家常便飯。比如，在快遞送出之前，快遞公司還會給包裹纏上好幾圈膠帶，因為包裹在運輸過程中會有堆積，只有增加包裹膠帶的圈數才能提高其強度，以防包裹內貨物被壓壞。

　　在一家報社工作的小白經常網購，他覺得“里三層外三層”的快遞包裝有點“浪費”。“平時收到的紙箱子還可以充當垃圾箱，但是各種塑料處理起來就很棘手。”他告訴記者，單位的垃圾桶并沒有分類回收標識，越堆越多的塑料袋等物只能眼睜睜地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秘書長馬占峰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用于物流的許多塑料其實是有可回收利用價值的，但是由于我國分類垃圾處理做得并不太好，所以這類塑料的回收利用就變得“很麻煩”。

　　“它不像瓶罐，回收起來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劃得來。”馬占峰說，類似于泡沫塑料、氣泡墊這種塑料制品，它們的回收成本遠高于回收利用的經濟價值，“沒人愿意回收”。

華師大學生進行著行為藝術，反對白色污染

塑料袋：“限塑令”成了“購塑令”

　　提起人們與塑料的“愛恨情仇”，不得不提方便了全國人民的“方便袋”。

　　塑料袋是奧地利科學家馬克斯·舒施尼在1902年發明的，因為輕便、結實和方便使用，在當時無疑是一場科技革命。但現在卻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人類最糟糕的發明。

　　2008年6月1日起，我國正式實施“限塑令”——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即將迎來“七年之癢”的限塑令，成績單又如何？記者通過走訪調查發現，在超市和集貿市場，“限塑令”所發揮的效力都難言樂觀。

　　記者來到位于北京海淀區五道口的易初蓮花超市，向超市工作人員詢問塑料袋的使用情況。該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超市不時會在顧客購買一定數額的商品之后贈送環保布袋，顧客主動購買環保布袋的意愿并不強，特別是年輕人；顧客通常是在結賬時才發現忘了帶購物袋，“購買塑料袋”成了習慣動作。

　　“限塑令”成了“購塑令”，這在其他超市同樣早就見怪不怪了。

　　與超市迥然不同的是，在集貿市場，“限塑令”好像根本不存在，免費塑料袋處處可見。

　　聚集在大學附近水果蔬菜攤上，顧客購買水果蔬菜時鮮有自帶購物袋的情況。就在記者走訪的水果攤前，一位顧客買了幾樣水果和蔬菜，光大大小小的方便袋就用了七八個。

　　在一家麻辣燙餐館，店主為方便洗碗，還會用塑料袋套在碗上，用一次就連湯帶水一起丟掉，“一個袋子才幾分錢”。

　　“在集貿市場、餐館，‘限塑令’的確有執法上的難度。”中國塑協降解塑料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北京工商大學輕工業塑料加工應用研究所檢測中心副主任翁云宣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這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難以解決的難題。

　　馬占峰認為，造成“限塑令”免費塑料袋“我行我塑”的根本原因在于，老百姓使用塑料袋的行為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并且目前尚無好的替代品，讓這些塑料袋退出歷史舞臺。

　　“上海沒禁發泡餐盒的那幾年，平均每年只用五六千噸的PS樹脂（聚苯乙烯）。如果不用這個材料，而改用其他任何材料的餐盒，哪怕是聚丙乙烯（乙丙橡膠）的餐盒，它的量就得是3萬噸以上。從用材上來看，誰才是環保低碳的，是節約能耗的？”馬占峰解釋說，發泡塑料里面96%以上都是空氣，只有不到4%（一說為2%）是塑料。“它比任何一個材料都解決問題如果不用它用什么？”

　　同時，馬占峰告訴記者，“限塑令”是在國家意識到環境惡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無論“限”和“禁”都是我國重視環境問題的雛形和開端，具體的成效可能不盡如人意，但這“顯示了國家在政策上的轉向”。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我覺得這需要一個實踐過程，公眾也需要一個認知過程，最終達成一個共識，去重視環境問題。”馬占峰說。

“禁塑令”：示范效應拭目以待

　　此前有媒體報道，吉林省將從2015年1月1日起，在全省行政區域內禁止生產銷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薄膜袋制品和餐具，違者將遭巨額罰款。這被業界解讀為，吉林省試圖通過政府法規的形式，讓不可降解的“白色污染”退出歷史舞臺。

　　按照吉林省政府此前頒布的《吉林省禁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規定》，該省行政區域內禁止生產銷售和提供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薄膜袋包括：購物袋、連卷袋和平口袋（不包括商品出廠的原始包裝袋和用于盛裝散裝生鮮食品、熟食等預包裝袋）；制品和餐具包括餐盒、碗、杯、蓋、盤、碟、刀、叉、勺、吸管。

　　這兩大類產品，目前原料主要來源于石油基化工原料，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重，長期使用不利于人體健康。而據吉林省發改委副主任宋剛透露，該省正在推廣的可降解的新型塑料制品，即聚乳酸制品，作為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它的原材料是以農作物秸稈為主的生物基原料，在生產環節不產生有害物質，使用安全，而且廢棄后可以自然降解，不會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推廣的新型可降解生物質制品在堆肥條件下三個月可降解。

　　事實上，吉林省并非第一個“吃螃蟹”的省份。此前云南、海南都曾頒布過類似的法規，而具體實施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適合的替代品而成效欠佳。

　　翁云宣認為，吉林省在推出“禁塑令”的同時，明確配套開展了生物可降解塑料產業規劃，“前景還不好說，但還是可行的。”

　　“現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原料年供給量，全球應該在幾十萬噸以上。國內的原料年供給能力也應在10萬噸上下。吉林省對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和餐具從限到禁，每年的需求量按3萬噸計，這個需求我認為是可實現的。”翁云宣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翁云宣介紹說，吉林省目前已有10個進行可降解塑料生產加工的企業，“都是在吉林建廠，這就不一樣”。

可降解塑料：成本瓶頸待突破

　　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推廣，成本的問題首當其沖。

　　“成本一開始肯定是相對偏高，但是隨著使用規模的提升，應該會有改觀。”翁云宣介紹說，傳統聚乙烯塑料年生產規模動輒就是50萬噸以上，而生物降解材料的原材料規模遠遜于此，“有個5萬噸就很大了”。

　　翁云宣反復強調，只有從整個生命周期來評價生物可降解塑料才比較公平。“它的環境友好性優于傳統塑料，特別是對一次性塑料用具包裝來講，傳統塑料回收成本高、不容易回收，從這個角度來講，生物可降解塑料占絕對優勢。”

　　翁云宣說，像吉林省提出的用聚乳酸制品原料生產的生物基的降解材料，從源頭到產品都透著綠色環保理念，“環境友好性”也應該計入成本。

　　而對于吉林省，可降解塑料的成本“應誰來買單”“是否有相關補貼”的問題，目前記者未能查閱到更多吉林省發改委的具體執行方案。

　　翁云宣認為，成本問題只是暫時的。“目前我們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廣州等地推廣生物降解地膜的示范，已經有了十多萬畝的規模。生物降解地膜雖然貴一些，但是大大減少了白色污染對土壤的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