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也傾心：基因科學如何成為經濟引擎？

　　短短30年，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現代生物技術產業的“領頭羊”，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也依然表現出蓬勃的創新力和發展力。成功的秘密何在？從大學實驗室走出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功不可沒，但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組織模式和市場機制的變革同樣不可忽視。

　　比爾·蓋茨曾經預言：超過我的下一個世界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領域。生物產業究竟擁有怎樣的魔力，讓連續13年蟬聯全球首富的蓋茨也為之傾倒？

　　美國的現代生物技術產業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飛，到現在不過30多年，美國卻已經成為全世界生物技術產業毫無疑問的“領頭羊”。當今的基因工程藥物多數源自美國，全世界的生物科技公司，美國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在經濟衰退中，也依然表現出蓬勃的創新力和發展力。

　　成功源自變革。20世紀70年代，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制藥行業研發新藥的模式，也帶來一種全新的經濟組織模式。在此之前，藥物研發是在制藥公司內完成，少有學術界的參與。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藥物發生作用的分子機制，開發出新藥如此之難，就像中彩票一樣，以至于制藥公司們都在等著ZL過期，以毫不費力地推出仿制藥。

　　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引領行業的技術，都是從大學里誕生的。科學家們帶著在實驗室中做出的最前沿發現創立公司，在風險投資的支持下進行進一步的研發，并和大型的制藥公司以合約的方式進行合作。這種新的組織模式，即依賴大學里的科學研究作為產業發展的引擎，以市場機制而非國家規劃引導科學研究和創新產業的秩序，成為美國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成功的秘密。

　　這種發展模式在美國誕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其實，大學中早已有市場化的嘗試。1962年，美國就已經有大學開始建設產業園區。那一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假借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的名義，向全國81所大學發出了合作的邀請，結果出人意料地收到了78封熱情洋溢的回信。

　　然而，少數科學家的熱情在當時遇到了重重阻礙。首先，戰后美國的科學界一直尊崇一種“純學術”的態度，科學家去創業，被認為是踩過了界；其次，當時美國的政策法規對于ZL買賣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大學科技成果產業化中的收益等問題還有許多限制；最重要的是缺錢——根本沒有足夠的風險資本投向高風險、高投入的高技術創業項目。

　　扭轉全局的變化就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短幾年里發生了。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社會學系副教授Elizabeth Popp Berman的著作《創造市場大學：純科學是如何成為經濟引擎？》（2011年），重點追溯了這短短幾年中，美國在國際貿易、政治、經濟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和在科學領域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在她看來，這些變化不僅催生了一個千億美元的創新產業，也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看待科學的文化觀念。

　　故事從1969年尼克松時代開始。在尼克松總統上臺之前，美國的經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增長（從1961年開始）。對于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遜總統來說，經濟根本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他的注意力都被遙遠的戰爭占據了，而科學研究則很大程度上是以國防需要為導向的，大學里的教授享受著源源不斷的、豐厚的、來自國家的資助，不需要考慮科學發現與市場需要之間的關系。

　　但是，衰退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到來了。生產率的增長在整個60年代保持在3%，卻在1969年跌到了0.2%；通貨膨脹在整個60年代保持在2%以下，卻在1970年史無前例地增長到了6%。經濟問題一下子成了重要的政治議題。

　　幾乎是在同時，美國商貿部的經濟學家Michael Boretsky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他指出，在戰后幾十年中，美國一直是“世界工廠”，保持著貿易順差；然而在60年代末貿易順差已經接近為零了。Boretsky認為，美國的貿易順差一直以來依賴于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然而從60年代中期開始，高科技領域的國際貿易平衡已經被打破，其他國家在高科技領域迎頭趕上，美國的優勢不再。這份報告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制定針對創新的經濟政策，成為70年代每一任總統必須交上的作業。

　　面對衰退，產業界也坐不住了。企業家們，特別是那些來自擁有龐大研發部門的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們，開始對國家的創新政策憂心忡忡，他們紛紛前往華盛頓，不斷游說政府做些什么。企業家們以鼓勵創新為說辭，心中真正想的卻是減稅和放松監管。

　　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了1967年由白宮創新發明委員會發表的《查皮報告》 （Charpie Report）。這份關于科技創新環境和管理的報告主要反映了商界的觀點。撰寫這份報告的16個成員中，有11個來自于產業界或律師事務所，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70年代華盛頓關于創新政策大論戰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份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在公司中的創新，而非政府主導的創新。它強調了小的公司、企業家和風險投資人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并指出事實上研究開發經費只占了創新實際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報告最終建議，政府應該創造一個讓私人創新蓬勃發展的環境，而不是去直接發展創新。這樣一個觀點，最終在70年代的政治觀點博弈中勝出了。

　　終于，經過漫長的政治博弈過程，在里根總統的任期上，聯邦政府終于確立了市場主導的創新政策。里根總統曾發表過一番經典的言論：“直接的政府投資就能帶來工業界的創新，對于這種觀點我是嗤之以鼻的。能夠帶來創新的只有好的經濟環境。政府支出縮減，監管形式改革，穩定的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將會激勵企業界更多地投資在新的項目和研究上。”

　　由此，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