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學者李大光：我們距科學文化社會有多遠

　　幾年前在歐盟的資助下，馬丁·鮑威爾進行了科學文化指標建構和有效性的實驗性調查。他的調查最有意義的是首次對兩個不同的社會進行了對比研究。

　　馬丁·鮑威爾的調查，在歐盟與印度發放了共5萬多個有效樣本。其結果顯示，對“公眾知道的科學知識越多越相信科學？”的設問，這兩個不同的社會，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馬丁·鮑威爾的科學文化社會調查內容，總結起來有4個要點：公眾知道的科學知識有多少；是否持續對科技感興趣；公眾對科學理性懷疑的指數；參與的能力與欲望。

　　在理性懷疑指數的調查中，鮑威爾發現，在歐盟的調查對象中，科學知識了解得越多的人，對科學越持有懷疑態度；而印度恰恰相反，在印度公眾中，掌握科學知識越多的人就越堅信科學。

　　“馬丁·鮑威爾經常到中國來訪問，我和他多次就科學文化傳播問題進行交流。”我國科學傳播學者、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大光說，“他的實驗雖然沒有在中國進行，但其耐人尋味的調查結果，值得中國學者深思。”

　　在李大光看來，這種差異緣于科學在兩個社會中不同的發展歷程與進路。

　　“現代科學起源于歐洲，幾百年間，歐洲現代文化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一系列反思、討論與爭議的思潮中成長起來，現代科學的成長也不斷地經歷著反思、討論與爭議。在這一過程中，具有理性懷疑精神的科學意識，成為公民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印度則不同，“對印度來說，科學是外來文化，在其社會中占主流的是本土宗教文化”。

　　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所謂科學文化社會，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是，大眾文化中所包含科學要素有多少。

　　“從這個意義上看，印度是中國的一面鏡子。”李大光說，“在我們的本土大眾文化中，科學要素幾乎為零，對我們來說，構建科學文化社會，也不是僅僅靠知識的普及就可以實現的。”

　　李大光從上世紀90年代起負責我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的核心工作，積累了許多寶貴的實踐經驗。近些年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進行科學傳播的理論研究與教學。

　　在他看來，我國公眾在一些“科學事件”面前表現出的盲動行為，比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藍根風波，2010年福島危機中的搶鹽風潮等等……其背后深層原因之一，就是理性懷疑精神的缺失——在有些事情上，公眾盲目地堅信，而在另一些事物上則盲目否定。

　　“盡管我們從來沒有正規地進行公眾對科學理性懷疑指數的調查，但這樣的事例卻不斷地提醒我們注意。”

　　長期從事科學傳播實踐與理論工作，李大光接觸過很多地方上的科技官員，有一個經歷讓他印象深刻。一次，當他對一位官員解釋說，發展科技不能盲目，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帶來好的結果，也可能帶來災難時，這位官員當即用不可思議的驚異眼光注視他，說：“你怎么能這么說科學呢，科學怎么會不好！虧你還是中科院的教授！”

　　“這種對科學的非理性態度，在我國公眾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李大光說，“以往我們進行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時，片面地強調了知識的普及，而對持續興趣、理性懷疑精神、參與的能力與欲望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以這三個指標衡量，我們距科學文化社會更是相當遙遠。”不久前李大光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公眾表示有意愿參與科學決策，“而問題是，他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如今，李大光在課堂上組織學生模擬歐洲科學共識會議，對科學問題展開討論。共識會議，是西方公眾參與科學決策的一個重要手段。上世紀60年代產生于美國，目前在丹麥等國已經形成一種制度。

　　共識會議在形式上借鑒了西方的司法制度，在科學議題的決策中給了公眾應有的參與權利。“它解決了科學事務由誰來決定的問題。”李大光解釋說，“由科學家？科學是科學家的飯碗，單純由科學家進行科學事務的決策，不可能公正、客觀。”

　　在共識會議上，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公眾組成一個類似陪審團的小組，在會議上聽取不同意見的科學家對科學問題的闡述與辯論，最終由陪審團作出決策。

　　目前在很多歐洲國家，共識會議并沒形成國家制度，但很多國家的NGO組織，會就重大科學事務組織民間共識會議，并將會議結果提交科學決策部門，以供其進行決策參考。

　　“科學文化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平衡的力量，這是一種理性的平衡。”而在李大光看來，這種平衡在我國遠未建立起來。

　　“我國的公眾沒有參與科學的渠道，也沒有對科學持續了解的機會，進而影響參與科學的能力。”

　　從科學文化社會的四個衡量指標看，李大光認為，其間是相互關聯的。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識，并持續對科學感興趣，有參與的能力與欲望，才可能形成理性的科學意識。

　　從上世紀90年代起，英、法等國盛行“科學咖啡館”，如今全世界共有400多個。在科學咖啡館定期組織科學與公眾的交流活動，為公眾提供一個持續了解“科學家在做什么”的穩定機會。

　　這樣的科學咖啡館，目前在整個亞洲，只有日本開辦起來，前些年在我國有所嘗試，但從這兩年的情形看，嘗試并沒有取得成功。

　　“我國公眾持續了解科學的渠道非常有限。”李大光說，“我們的科技新聞只報道國家層面、無可爭議的重大科技成果，幾乎從不涉及科學的曲折進程、爭議等內容。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科學意識很難形成公民意識的組成部分。”

　　不久前，十七大提出促進文化繁榮的命題，很多科學界人士對科學在文化中的缺席表示出憂慮，在采訪中，李大光對此也提出了疑問：“和印度一樣，我們的本土文化、大眾文化中包含的科學要素非常有限，如果在推進文化建設的同時，沒有突出科學的命題，我們會不會離科學文化社會越來越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