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以糧為綱”的口號早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漸行漸遠，但當2008年國際市場糧食價格一路飆升，整個世界都在探討糧食危機的大環境下，很多人不得不開始擔憂：中國這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國家，將面臨怎樣的險境？
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李昌平——這個曾在2000年含淚給總理寫信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原任鄉黨委書記、經濟學碩士。在全球都在關注糧價的當下，他打破了多年來“不參與糧食問題討論”的沉默，為本報作出這樣的判斷：
中國糧食的生產潛力是安全的，中國糧食安全是有代價的，中國的糧食安全是有政策底線的。
中國糧食是安全的
19世紀馬爾薩斯就提出過，在世界范圍內人口增長與糧食增長之間存在不平衡，為人類未來吃飯的問題表示出憂慮。10年前，美國學者布朗更直接發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在這個問題上，李昌平的回答簡單而充滿信心，“已經度過了人口增長高峰的中國人可以養活自己”。
李昌平分析說，建國以來，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中國人口增長了4億多，在這30年中，除“三年自然災害”外，中國基本上沒有出現糧食安全問題，并且還是糧食凈出口國。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國人口又增長了4億多，依然是糧食凈出口國。以現有的人口增長速率計算，從2009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國人口頂多增長1.8億。已經度過了人口增長最高峰的中國，單純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需求壓力，會比前兩個30年小很多。
他的結論是，盡管未來30年，糧食產量的增長未必會超過前兩個30年，但無論從土地利用、生產力水平，還是從科技進步的角度評估，中國糧食實現自給，應該不是太艱難的事。
李昌平分析了影響糧食生產的幾個主要因素。
先是土地資源。一個基本判斷是，我國可利用耕地目前還有增長的可能。比如，三峽工程建設后，長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澇保收良田數千萬畝。中國有60萬個左右的村莊，至少占地4億畝，如果能進行科學規劃和整理，從中可以節約出1億~2億畝土地，作為耕地使用，增加的面積接近目前18億畝耕地的10%。未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潛力還很大。因此，在人口增長速率減緩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調和。
從生產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水平上看，我國中東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雙季稻，增加的糧食產量可以超過重慶、貴州、甘肅、寧夏、西藏、陜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區的糧食總產量；隨著技術進步促進裝備農業、設施農業的發展，中部、西部、北方和東北，一畝大棚蔬菜生產量就相當于數畝大田的自然生產量，技術進步替代土地的潛力還非常大；隨著南水北調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節水農業技術的推廣普及，我國北方、西北等地區的土地利用率和生產力也將大幅提高。
此外，生物技術的進步和現有品種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術的推廣普及，糧食至少還有20％的增產潛力。將來會不會有袁隆平第二、第三，雖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
中國糧食安全有代價
李昌平認為，長期以來，為了中國的糧食安全，農民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一旦他們醒悟過來，選擇“不玩了”，那么，本來可以安全的中國糧食問題，就會產生危險信號。目前，耕地撂荒、勞動力流失所顯示的，正是這危險信號的第一征兆。
“中國的糧食安全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李昌平說。
李昌平說，表面上看，糧食保護價收購政策是保護農民的，其實不然。我們看看政府調控糧價、“刺激”農民生產糧食的過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會在春耕時節拋售庫存的糧食，控制市場上的糧價回落（盡管國際糧價在大幅上漲）；與此同時，政府會推出比上年稍高的保護價，以“釣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當千家萬戶的小農圍繞政府的“魔棒”生產出糧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規定了“保護價”，市場上的非國營收購主體也會心照不宣地“搭保護價便車”——圍繞保護價格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即使國際市場上的同期糧食價格在大幅上漲，也對國內糧食收購價格不構成太大的影響。一般情況下，政府和糧商將農民手中的糧食基本收購完畢后，糧食及其加工品會漲價一段時間，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拋售糧食，并出臺新年保護價。
“在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中，分散的小農是很難享受糧食漲價好處的，他們一旦覺悟，就會退出這場不公平的游戲。”李昌平說。
在李昌平看來，從長遠來看不存在安全問題的中國糧食生產，卻有可能因為政策失誤，導致階段性的糧食危機，也使圍繞糧食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他認為，由于中國人的恩格爾系數（總收入中用來購買食品的比例）普遍很高，要保障10多億人的糧食安全，完全走市場化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因此，保護價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底線卻是不可逾越的。
首先要從政策上保證農民種糧的比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而今年的保護價，根本就沒有起到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和保護糧農的作用。李昌平以稻谷為例向記者解釋：
今年國家出臺的糧食保護價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 50公斤，中稻76元/ 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了30％，勞動力價格上漲了25％，幾乎所有農產品價格上漲都超過了20％以上，而同期國際市場上的大米價格已經上漲了100％以上的前提條件下，糧食保護價9％的上漲遠不能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顯而易見，這不可能不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
再者，今年早稻保護價也過低，不利于農民擴大復種指數，提高種糧效益。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價過低，我國的復種面積一直在下降，導致2000年前后5年糧食持續減產。今年的早稻定購價格依然比中稻價格低，晚稻價格也只比中稻價格高出3分錢/ 500克，這對促進“單季稻改雙季稻”增加糧食產量和種糧比較效益作用不大。
從已發布的保護價看，李昌平估計今年的糧食產量維持去年的水平有點難，今年糧食收購期，農民會普遍惜售。增產停滯和普遍惜售，必將導致今年實際稻谷價格會超過早稻88元/ 50公斤，中稻86元/ 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并且，政府還會在糧食收購中遇到農民的“消極抵抗”。
防止侵犯農民土地權益和
土地大規模兼并
土地所有權和農業生產模式一直是中國歷史上引出諸多爭議、導致政權興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李昌平看來，當前的土地政策和農業經營模式也是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認為1988年以來的土地政策，在維護糧食安全上并沒有起到積極作用。
李昌平分析，因為“糧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壟斷了土地非農用權利，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農用收益的權利被漠視。他認為，為“糧食安全”保護耕地是對的，但剝奪農民分享土地非農用收益，則只會加劇土地的被征占。政府征用的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并可獲得巨大的獨占地租。指望從中獲得利益的地方政府來保護耕地，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國雖然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但土地亂征亂占越來越嚴重的現實仍然存在。
他提出，為了糧食安全而保護耕地，要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前提，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保護神，并有積極性造田和培養地力。
面對我國農業的發展困境，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規模化、工業化的思路，把農村變成農業生產的工廠，把農民變成農業生產的工人。而在李昌平看來，這種“鼓勵資本家下鄉改造小農”，走“公司＋農戶”的路子，從而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國際競爭能力的理論，具有極高的欺騙性。與之相反，他提出要“避免資本家改造小農，避免大規模土地兼并”。
李昌平認為，小農家庭經營和公司大規模經營相比，雖然經營主體的收益沒法比，但小農家庭經營的單位面積產量具有20％以上的優勢。中國如果出現大規模土地兼并，糧食安全的制度基礎就動搖了。不僅如此，現行糧食安全的流通和價格體系的基礎也會隨之瓦解。
中國農民和農業的現代化，應該走政府扶持農民自主的現代化路子，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對中國糧食安全卻是有利的。他認為，為了糧食安全和億萬小農的可持續生計，中國必須逐步加大對小農和小農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資本改造小農。這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政策策略。
威脅我國糧食安全的新問題：
生物能源
2007年12月19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的鼓勵大規模生產生物能源的新能源法案，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糧食供需形勢，從長期上支撐了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
面對汽車與人爭糧的新形勢，國際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和爭議。聯合國一位官員曾表示：“在世界上還有10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時，卻大規模利用糧食生產燃料加入汽車燒掉，這簡直是在犯罪。”這一觀點與李昌平基本一致，他認為，這一新問題的出現，使我國進入“糧食安全”的高代價時代。
“中國要避免跟隨美國開展生物能源產業競賽。”李昌平說，“石油價格超過了100美元/桶，這為生物能源產業創造了前景。糧食和石油兩個原本不相干的東西緊密聯系在一起了。美國發展生物能源的潛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產業的出現，必然導致國際糧食和石油價格呈現長期上漲趨勢，但中國，將面對糧食安全的高代價時代。”
李昌平提醒，未來一些年，美國將主導生物能源產業大發展，中國絕不能跟風，因為中國的土地只能養人不能養車。中國要在國際社會配合國際NGO，高舉 “反對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糧食人權”的大旗，并大力倡導制定針對生物能源的懲罰性措施，維護人民吃飯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