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強
鮑鷗
胡志強
蔣勁松
近年來，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了越來越多涉及科技倫理的事件。食品安全領域基因技術的經濟效益與隱性威脅；醫學領域器官移植、人體器官商業化、安樂死、臨床試驗的倫理問題；生命科學領域的克隆技術，以及環境倫理、動物福利等問題，甚至當前網絡游戲的泛濫也可以視為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對科學價值的疑惑，以及對科學禁區的審視。科技的發展，對人類既有的道德形成了挑戰，使科技倫理問題顯得日益緊迫。
■本報記者 郭勉愈 實習生 韓天琪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技究竟是增加了人類的福祉，還是增添了人類社會的風險？科技倫理能否起到規避風險的作用？
帶著這些疑問，《中國科學報》對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胡志強，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鮑鷗、雷毅、蔣勁松進行了訪談。
在四位學者看來：科技毫無疑問是蘊涵價值的，科學研究也有其禁區，應該遵循一定的倫理道德。就中國目前的現狀來說，對科學文化和科學精神的強調，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和社會公平正義的伸張是解決諸多科技倫理問題的有效途徑。
《中國科學報》：在科學技術產生之初，科技倫理問題并不是學術界和社會所共同關注的焦點，然而時至今日，科技倫理問題越來越成為科學家、社會學者和公眾關心的話題。從歷史上看，科技倫理問題最初是如何產生的？
雷毅：科技倫理問題的產生是與科技作用于社會后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有關的。過去科學家和社會公眾一直認為科學技術必然造福于人類，但事實證明，有些科研成果的運用卻產生了負面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哲學家們所講的“異化”現象。二戰之后幾個大的社會問題使科技倫理成為學術界和整個社會討論的熱點。一是紐倫堡審判披露的納粹德國和日本在二戰期間一些違反人類道德的實驗令世人震驚；二是原子彈的成功研制帶來的社會影響及以奧本海默為代表的科學家的反思；三是DDT等化學制品的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
《中國科學報》：具體到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而言，越來越多的社會負面事件顯示出我國科技領域的倫理問題日趨嚴重，這種問題產生的根源何在？
鮑鷗：近來出現的社會負面事件僅僅是社會文化的表象。這種現狀一方面與近代中國崛起的背景有關，另一方面與建國后幾次教育改革的失誤有關。鴉片戰爭之后我國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只停留在以功利為目的的器物層面和技藝層面，而忽視了科學精神的層面。清朝政府和國民政府對涉及到上層建筑的理念移植十分排斥。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殘留導致了后來數次教育改革的不徹底性，比如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及改革開放后大力提倡發展科學技術的過程中都過于片面強調了科學技術的功能性和工具性。對科學精神的忽視在本質上反映出科學文化的缺失。這對我國當前和未來的科學教育提出挑戰。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如何從全面推動科學文化建設的角度完善科學教育體系？這涉及到教育改革的大問題。
蔣勁松：我們對于科學技術的著眼點是工具化的，從而忽略了與科學技術活動相關的倫理層面。當科學技術在社會當中對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運作方式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時，就需要聽取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聲音，照顧到社會各個層面的利益。
《中國科學報》：科技倫理問題涉及的范圍有哪些？
雷毅：主要涉及兩大方面，一是科學技術應用產生的社會倫理問題，比如環境生態問題、網絡安全問題、食品安全問題、醫學倫理問題、生命科學問題等等；二是科學研究內部應該遵循的倫理規則，包括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應當遵守的研究規范，以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等等。
胡志強：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科學技術研究過程中涉及到的倫理問題，主要在以人和動物作為研究對象時，研究的實施過程是否侵犯了人和動物的權利，在生物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活動會涉及這樣一類問題；二是技術應用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主要有新技術的應用是否會侵犯人和動物的權利或者對人和環境帶來可能的危害，例如針對農業轉基因技術、納米材料的爭議大都和這一類問題相關；三是科技公共政策包括政府優先支持項目的選擇、技術規制等涉及到的倫理問題，主要是科技公共政策帶來的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否公正的問題，例如，是優先支持乳腺癌的研究還是優先支持糖尿病的研究，食品添加劑的工業標準應如何制定等。
《中國科學報》：科學技術是價值中立的嗎？
蔣勁松：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科學界和社會公眾長期以來對科技倫理問題的認識存有偏見。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受科學主義的影響，科學界一方面強調科學的工具價值，即其中立價值；另一方面強調其正面價值。當從價值中立的角度談科學技術時，科技的應用和科技本身被區分開來；而從其正面價值角度來講時，二者又被混同起來。
雷毅：科學是有價值蘊涵的，科學研究和科學活動負載著價值。在科學家以外的學者看來，科技倫理問題是存在的；但科學界一直奉行“探索無禁區，研究有紀律，應用有禁忌”，我對后兩點表示贊同，科學家作研究必須遵循研究規范，將科技成果應用于社會需要有價值判斷和倫理評價；但是，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的今天，“探索”實際上無法做到完全價值中立。以轉基因實驗為例，關注實驗過程中的目的基因整合和表達機理屬于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基礎研究，關注實驗后的結果則是應用研究，兩者無法完全分割開來，所以對轉基因的理論“探索”也有價值蘊涵。如果忽視科學技術的價值蘊涵、盲目地運用科學，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胡志強：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上，在許多人眼里還持有一種線性模式的觀點，即科學技術作用于社會是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技術開發這樣一個過程，其中基礎研究環節是獨立的，它以純粹知識作為目標，因此不對技術應用帶來的后果負責。但是這種線性模式對于刻畫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適合了。隨著國家、企業大幅度投入科學技術研究，科學技術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企業、高校、公民組織等已經形成了互動的網絡式結構，它們的行為和選擇已經被嵌入到這種系統結構中。科學家個體可以以追求純粹知識作為他的動機，但從整個社會來看，純科學已經是一種神話。
《中國科學報》：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教授前段時間提出，“轉基因”問題是一個科技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對此有什么看法？
蔣勁松：科學界傾向于將“轉基因”問題還原簡化為知識問題，但實際上“轉基因”問題是多維的，涉及到科技問題，也涉及到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問題等政治問題，以及是否給人類帶來傷害的倫理問題。一旦將其簡化為科技問題，關于其社會討論的話語權就掌握在了少數科學家手中，而他們正是該問題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關于“轉基因”問題不應只從科技角度來看，也應從政治角度、倫理角度來看，讓科技倫理學家、社會公眾充分參與到這種社會討論中來。
雷毅：科學家群體形成這樣一種見解有科學技術發展進程本身的原因。科學家在當今的大科學時代作為一個利益群體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同時也涉及到社會大環境的因素。就科學家群體來講，一方面其在大科學時代已經高度職業化，科學研究與其謀生手段聯系在一起，這就意味著對科學的外部干預會影響到科學家的生存利益，所以科學家不愿意社會公眾更多地知曉并干預其研究；另一方面科學的專業化也使得科學家群體高度分化，以至于在某些領域只有少數人明白其科學研究的原理，處在科學外圍的社會公眾更加無法作深入了解。當科學家向社會公眾普及科學研究成果時，因其利益導向而帶有的傾向性很容易誤導公眾，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剝奪公眾的知情權。
《中國科學報》：除了科學家對科技倫理問題的一元化處理，還有什么因素使得社會其他主體喪失對科技倫理問題的話語權？
蔣勁松：我國長期以來處于落后追趕的狀態，對快速發展的渴望使得國家缺少一種價值思考，即在實現強大的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否是合理的？科學技術惠及的對象是一個抽象的受益主體，而忽視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導致的結果。比如一些大型水電站的建設，其生產的電力資源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使一部分人受益，但卻產生了一系列移民問題、環境問題。這種對抽象整體利益的追求和對具體局部利益的忽視的根源是缺少權利意識。在當今中國的現實狀況下討論科技倫理的問題要有這種尊重個體權利的意識。
鮑鷗：我同意蔣老師關于“尊重個體權利”的觀點，科技倫理問題的對象是具體的主體。倫理問題必然與個體的人以及群體的文化相關。抽象的價值判斷要通過具體的人來體現。每一種訴求背后都有利益相關者。通常情況下，掌握話語權的群體以其利益掩蓋了其他群體的利益，從而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所以說，科技倫理領域不應只傳達科學家的聲音，還應有倫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群體的聲音。
《中國科學報》：從整體上來看，科學探索與人類道德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胡志強：在科技倫理問題的討論中，常常涉及到三種不同情況。一類情況是，在道德評價上有較大的共識，但違反道德規范的現象較為嚴重，大家關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制止或減輕這種現象，比如在器官買賣、輔助生殖技術等方面出現的問題。一類情況是，不同的人在道德評價上有較大的差異，但在道德規則上有較大的共識。比如，許多人在有關轉基因作物上的爭論，都是關注的后果，但對后果如何有不同的觀點。一類情況是，不同的人對于道德規則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在對胚胎干細胞研究、認知增強技術的爭論中，不同的人事實上對道德規則有不同的看法。
針對科學技術的道德問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種總體性的辯護策略，即或者從總體上證明科學技術活動的道德正當性，或者從總體上否認科學技術活動的道德正當性。但我認為，在當前，堅持一種局部性的辯護策略，即針對具體的科學技術研究與應用活動展開道德討論更為緊迫。從具體的問題出發，針對不同情況展開討論，才容易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