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從選擇性政策轉向普惠性政策

　　 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

　　 當前，我國發展正處在從要素和投資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關鍵時刻，要求我們更好遵循創新規律，更多運用普惠性政策為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加快確立競爭政策在我國政策體系中的基礎地位，進一步減少選擇性政策對創新的“擠出”效應。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與自然界一樣，經濟活動也有“確定性”事件和“不確定性”事件之分。對于前者，科學管理有其自身優勢，一定程度適用選擇性政策；對于后者，則需要更多運用人本管理方式、采用普惠性政策來激活創新潛能，避免失之于“主觀”。

　　 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在發展起點低、科技水平落后的情況下，通過改革開放向世界先進國家對標學習、加速追趕，運用產業目錄指導政策等工具，對若干市場先期進入、“確定性相對較高”的產業進行因勢利導，相當程度降低了科技和產業自主摸索的成本，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產業政策在經濟增長中都是負面作用的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和絕對化。

　　 值得重視的是，當前我國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特征。我們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越來越多的產業不能再依靠模仿追趕和規模擴張，必須更多依靠自主創新提升質量效益。創新特別是市場和產業層面的創新，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無法精準選擇、科學管理，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和競爭的篩選功能。

　　 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興起，網絡信息技術的深化發展為產業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大規模、排浪式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日益弱化，個性化、定制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日益成為潮流，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組織方式都在發生深刻改變，產業鏈條更加靈巧。這些導致選擇性產業政策的試錯成本呈指數級上升，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才能的作用更加凸顯。

　　 新形勢要求我們更多從選擇性產業政策中退出來，更好運用ZL制度、股權制度等普惠性創新政策，讓各類市場主體、大中小微企業在更加均等的機會、更加公平的環境、更加適宜的生態中展開良性競爭。實際上，這也是多年來我國改革的一個基本取向，“看得見的手”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我們的市場環境總體上不斷優化。

　　 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問題，就是我國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還較為突出。對欠發達地區，亦如我們過去改革發展早期那樣，不能一味簡單否定產業政策的作用。對欠發達地區如何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個作用，仍是我們需要在實踐中深入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