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周光召先生：我心中永遠的大先生

文｜郭傳杰（中國科學院原黨組副書記）

8月17日晚，伴著淅淅瀝瀝的秋雨，“光召走了！”這噩耗在熟悉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傳播。非常靜悄，就像怕驚擾了先生的安睡；又如驚雷，轟響在許許多多人的心頭。

周光召先生是中國的理論物理學家，但他的學術影響超越了國界；他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但他對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貢獻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學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學技術范疇！

伴隨光召先生逝世消息的不脛而走，先生的音容笑貌、豐功偉績、崇高風范，一幕幕、一件件閃現在我們的眼前和腦海中……

一

光召先生是位極富創新精神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也是一位功勛卓著、務實低調的“兩彈一星”元勛。

光召先生生于1929年，湖南長沙人。1951年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52年在北京大學師從彭桓武先生攻讀理論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國家選派赴莫斯科杜布納核子研究所從事基礎研究。不到4年里，年輕而才智超人的他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重要論文33篇，兩度獲得科研獎金。期間，1959年嚴格證明了電荷共軛宇稱（CP）對稱性破壞的一個重要定理；1960年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對螺旋態振幅，并自建數學方法，簡明推導出膺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輕的周光召作為強子物理PCAC理論奠基人之一，享譽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在學術研究方面，李政道先生曾評價說：“在我們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楊振寧先生說：光召先生是一位頂尖的物理學家。他視野寬闊，影響力深遠，并且能夠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風格讓我想起了Landau（L.朗道）、Salam（A. 薩拉姆）和Teller（E.泰勒）（前兩位是諾獎得主，后一位是“氫彈之父”）。

1961年，當他正在理論物理前沿披荊斬棘、高歌突進的時刻，國內傳來因蘇聯撤走專家，原子彈研制受困的消息。他當即決定，放棄已有建樹且深有興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義無反顧啟程回國，隱身于茫茫戈壁灘、簡陋的實驗室19年，把一生最富于創造力的歲月，奉獻給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做出了卓越的歷史性貢獻。

周光召曾說：“一個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必須要有自信，必須要有偉大的科學家和重大的發明來提升整個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這樣說，更是這樣做的。剛到杜布納不久，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對大權威的報告提出異議，遭到無禮的排拒和輕蔑。28歲的他既不屈服，也沒硬頂，而是花近百天的精密分析和演算，終于使該大人物坦承結果有誤，并交為朋友。1961年，在確定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過程中，剛剛回國的他，以物理學家的理性思維，另辟蹊徑，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證蘇聯專家數據的不可能和我國專家九次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從而結束近一年的學術之爭，掃清了原子彈理論設計中的一大障礙，再次以卓越的才華提振了民族的尊嚴和自信。

二

光召同志是一位極富遠見和理性思維的戰略科學家，也是一位帥才難得、位高望重的高層科技領導人。

他1984、1987年先后受命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至1997年。其后，連任第五、六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十年。中國科技界的人，回望過去那些崢嶸歲月，無不感嘆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節前，國務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領導來到北京醫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熱淚，動情地說：“光召同志，您早點好起來吧，中國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話道出了科技界許多人的共同心聲。

上世紀80年代初，是中國科學院、也是中國科技界改革探索最為艱辛、風云激蕩的歲月。改革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科技改革的動力、目標、規律、戰略、政策、路徑是什么，考驗著每位決策者的格局、遠見、膽識、智慧，甚至還有良知。其時，社會上，對科學缺乏長遠認識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學無用論”者有之；認為基礎研究“不冒泡”，對中國科學院的存在價值質疑者有之；否定技術成果商品轉化，說中關村“騙子一條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特點，以簡單方式“斷糧”、削減經費者有之……10萬之眾的國家科學院，不少研究所連基本工資都無著落。中國科學院猶如波濤洶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艦，顛簸晃蕩，進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這種情勢下，臨危受命成為中國科學院領頭人的。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長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層做大量調查研究，同時以理論物理學家的頭腦洞悉科學技術發展的內生規律和時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感把握國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戰略思想體系。在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3月）之前兩個月，即在1985年1月的中國科學院年度工作會議上，受盧嘉錫院長委托，作大會總結發言。他未用一字講稿，娓娓而談，做了一個既充滿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輝，又有政策舉措、務實可行的重要講話。回望過去近40年的科技體制改革實踐，大凡成功之處，在這個講話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頭。反之，實踐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彎路的，講話中也有過警示或提醒。

在這篇講話及其后的長期領導實踐中，他總是基于世情、國情、院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以嚴謹的邏輯思維闡發科技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對內部怨天尤人的不理解情緒及外部“解散科學院”的各種雜音，他指出，科技體制改革是經濟社會強烈需求和科學技術內在發展雙重作用下的結果，它不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也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決定。以現成的模式和狀態，科學院是否能繼續存在的確是值得懷疑的。我們要以主動、積極的姿態，而不是被動、防守的心態進行改革。科學院不僅是我們這些編制在院的人的科學院，而是人民的科學院，面向全國的開放的科學院。科學院的存在定理需要我們長期不斷地去證明。我們要有信心，創造一個適應時代、適合中國的新科技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著名的新時期辦院方針，較快統一了全院的思想認識，校準了前行的航向。

面對社會上“科學無用論”、“科技同一論”等各種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學技術發展的“雙動力”論，并據此強調科學與技術、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規律，要按不同的價值準則和運行機制確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對科學的發展，他強調長遠性、原創性和開放性，“基礎研究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隊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創造力的年輕人推到科學研究前沿，給予穩定支持。若只顧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學研究力量，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并創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國科學院遴選建立了全國第一批開放實驗室、交叉科學中心，要求以開放、流動、聯合、競爭的機制運行，指出“開放實驗室是未來科研組織的雛形，是‘國家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來的多年實踐，完全證實了他當年的預判。

面對國家急迫重大的經濟建設“主戰場”，調動科研主力，在全國與企業、地方組成緊密合作的研發中心或基地，以項目為紐帶，攻堅克難。如上世紀80年代末，面臨國家經濟所急，利用全院在資源、環境、農業領域的科研優勢，組織了黃淮海、黃金等重大戰役，為解決國家糧食、財政等急迫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

對技術開發類工作，他強調要按市場經濟規律，積極推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工作，發展高技術企業，聯想、三環、中科集團、中星微電子、科大訊飛等一批有影響的高新企業，早期的發展都得到過他的親自關心和指導。與此同時，他也一再告誡，“辦公司要盈利，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而忘了我們創辦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條把科研和生產結合的路徑，要為發展我國的科學和經濟服務，那就不好了。”在此基礎上，鑒于兩類科技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質、規律、運作機制、評價規則等，他在當時的歷史境況下，創造性提出“一院兩種運行機制”的治院模式，為不同類型的科技工作按自身價值取向和運行規律，鋪設了既有差別、又有聯系的不同發展航道，在早期改革的年代，既保存、壯大了基礎研究力量，又開創、發展了我國的高技術產業。

在確立中國科學院發展方向、道路的同時，人才問題始終是縈繞在他頭腦中的戰略大事。在這次即席講話及其后整個的決策管理實踐中，從培養、吸引、關心、愛護、使用、評價、引領等方面，全面體現了他的人才思想。首先，他從長遠的戰略視野，關注優秀年輕科技隊伍的建設。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斷層問題十分嚴峻，他在1985年1月的那次講話中，就緊迫地呼吁：“要創造更好條件，把優秀年輕人才吸引到研究領域中來。”1990年，他提出“必須在10年內，順利完成科研重擔的代際轉移，這是關系科學院未來的重大戰略問題。”同年，他提議并主持召開全院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會議，這是中國科學院、也是全國范圍內的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大會。1994年，還在反對“全盤西化”的社會氛圍下，他倡導實施了全國第一個以吸引、遴選高層次科學帶頭人為目標的“百人計劃”。他說“育人做伯樂，莫如做朋友。”總是以平等的態度和青年交朋友，對優秀青年人才大愛有加，不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給位子、壓擔子”，而且親自談心、交朋友。他倡辦成立的中關村“青年創新聯誼會”，培養了大批科研、企業和管理的領軍人才。在那些歲月，有事“找光召談談”成了院內外優秀科技人才的口頭禪，他也樂意把有限的的時間盡量多地分享給他們。對年輕同志，他又絕不是只有呵護和關愛，沒有教育和要求。他常講：“年輕人要認識到，光靠年齡優勢是接不好班的，必須在品德和能力兩方面都達到很高水準。”在一次考察干部的出差途中，他對我說：“現在的年輕人中，聰明能干的人很多，但要找到品質可靠、為人正派、作風踏實的人，還得多方面、大范圍仔細地考察。”2004年春節期間，我建議他見見中國科大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錯的年輕科學家，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他人品怎么樣？”直到我講了該年輕同志的兩個真實故事，他才說：“好吧，你帶他來吧。”后來，這位青年科學家在他的關注和支持下，在量子科學前沿做出了卓越創新貢獻。

光召同志在緊抓青年創新人才這個戰略關鍵的同時，善于從大系統角度，充分調動各類各級人員積極性，反復提醒“每種工作，只要是整體需要的，都要受到尊重，要有正確的評價。”“在中國科學院，要讓各類人員都各得其所，充分調動各類人員積極性的方針是不能變的！”正是基于這種人才理念，他在掌舵中國科學院期間，盡管條件極其困窘，資源十分有限，但對科研、開發、管理、后勤各不同崗位，對老中青不同年齡段的人，總是以相同的溫厚情感、不同的評價尺度，制定相應的支持政策，努力調動、煥發各類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

光召同志離開中國科學院領導崗位后，以中國科協主席、973計劃總顧問等身份，時刻關心著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學事業的發展。在我國科技改革和發展事業的不同階段，他總是以極大的責任感，敏銳地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前瞻、辨證地及時指出問題，提出應對之策，引導和指導著科技事業健康地向前發展。在2005年的中國科協年會上，他說：我國科學技術大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大發展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一定要處理好學科與任務、基礎與應用、重點與面上、個人與團隊、創新與科普、老中青、產學研等等關系，因為這些關系是相互依存又互為矛盾的統一體，我國歷史上，對這些關系的把握有過多次失當，反復折騰，危害很大，定要引以為訓。

三

光召同志的一生，既是堅守科學精神的典范，也是弘揚科學精神的旗手。

由于歷史的原因，科學精神在中國近現代以來一直是屬于珍稀品。無論是做科學，還是當領導，光召同志總是自覺地把堅持和弘揚科學精神，視為自己的義務和職責。他曾經說，“我認為，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唯實。”他把求真視為科學精神的第一要義。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他面對權威能自信地堅持真理，在當領導做決策的過程中，從來不惟書、不惟上，只惟真和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后，面對社會上一時泛起的懷疑知識分子的“極左”思潮，他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直抒己見：“我認為，中國科學院的廣大科技人員是值得信賴的！”面對社會上非議開放、懷疑留學政策的說法，他及時指出：科學院的留學方針不變，繼續“支持留學、歡迎回國、來去自由”。隨后，于1994年在全國首創了吸引海外高級科技人才的專項計劃。這些觀點和措施，在今天看來如此平淡一般，但在那個時刻，講者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氣和風骨，聞者能感受多大的的親切與鼓舞！

面對紛繁復雜的科技、經濟、社會問題，他總是像推導物理方程那樣，以探究的精神，實事求是地抽絲剝繭，尋找內在的規律性，再以清澈的思想、謹嚴而無可辯駁的邏輯表述出來。在他的詞典里，你永遠找不到“遵照xx領導指示”“按上級要求辦”之類的套話，只有要“探索規律”，“要按規律辦事”的說法。1987年5月，我在抗拒幾個月無效后，極不情愿地從化學所的實驗室被調到科技政策局，第一次出差就是作為工作人員之一陪院長去沈陽分院調研。因為生性靦腆，在那一個星期的時間里，我竟沒同他說過一句話。直到返京時在機場候機室，他主動問我“怎么沒聽你說句話呀？”我紅著臉回答“不知道怎么說”，他微笑著講：“怎么想就怎么說唄！”我這才結結巴巴地把一線科研人員的難處、委屈和不理解統統說了出來，他都聽的很認真。他就是這個特點，喜歡聽真話，聽不同的意見，特別是有見解的反對意見；討厭空話、套話，最反對說假話、奉承的話。他常說：為了探索真理、規律，就必須倡導百家爭鳴，鼓勵發表不同意見。真理是不會害怕批評的，害怕批評的未必是真理。“學術民主和自由爭鳴是繁榮科學的唯一途徑”。他對時下的學術空氣，常存憂慮之心。在本世紀初他在一次講話中說：求真、唯實講了多少年了，每個人都很清楚，但要真正做到又很難。為什么呢？有利益驅動的原因。“你敢在學術會議上開展真正的學術批評嗎？不敢！因為你想申請當院士，就害怕得罪了院士。”

創新是當今時代的強音和特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科學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光召同志不僅對創新有過許多深刻精彩的論述，還無論在自己的物理專業領域，或是在其它學科領域，也同樣眼光敏銳、見地獨到，有許多成果和創見。在“可持續發展”尚未作為發展戰略被普遍認同之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他就在我國地學界科學家研究的基礎上，歸納提出了“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概念。1996年，在一次院士會議期間，光召向一位著名的生物學權威討教：植物細胞有全能性，把一根枝條插在土里，就能長出一根新的枝條。動物也可能有這種復制功能嗎？那位專家十分肯定地說：“不可能！這早有定論了。”但是，就在第二年春天，《自然》雜志就報道出克隆羊多莉誕生的消息，頓時在國內外掀起了一陣動物克隆熱潮。在科學管理領域，他有很多獨具慧眼的新見解。1992年7月，我主持舉辦了第一次香山科學會議。會后，當我向他匯報會議的開法以及十分活躍的學術氛圍時，他高興地給予了肯定，同時又指出：也不能老搞“無主題”討論，學科交叉要善于抓住焦點科學問題，研討才能深入。那些年，他多次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參加香山會議，對香山會議持久健康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一次香山科學會議上，他在分析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的過程后指出：“在艱苦的環境中，未必不能產生重大的科學發現。20世紀有些重大科學成果，都不是在物質條件最好的實驗室產生的……真正的關鍵是要有創新的人才和創新的文化環境。”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的快速轉型，在金錢至上的拜物思潮下，學術界開始出現科研不端行為。他積極鼓勵支持學部成立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嚴肅處理涉科研道德的人和事，對學術造假、剽竊等行為深惡痛絕。與此同時，對社會上出現的幫派迷信活動及“水變油”之類的偽科學，深刻剖析，嚴加鞭撻。光召同志旗幟鮮明地及時支持中國科學報開展維護科學尊嚴的專題大討論，并在1996年2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科普大會上，以“加強科學普及，弘揚科學精神”為題，振聾發聵地指出：“我們這個社會，科學精神不足是有歷史原因的……近代以來，凡是在社會變革轉型較激烈的時期，一些不了解科學和社會發展趨勢的人，往往產生神秘感和不安定感，不能掌握自身命運，于是感于今生，期于來世，就到迷信活動中尋求心理安慰……當前進行的經濟體制轉軌是場很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上各種思潮必然有所反映。我們這些搞科學的，就要舉起科學的旗子，揚正驅邪。科學有了不起的精神力量！科普僅傳播知識不夠，更要重視傳播科學的思想、方法，弘揚科學精神！這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他這一深刻犀利、跨越時空的講話，在會場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對科學精神的呼喚，在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上，再次成為時代的強音。據有關學者近年的考證，周光召是把“科學精神”引入我國科普政策話語體系的第一人。有感于我國科學精神的匱乏，他特別強調要在各級領導決策中落實科學精神，不能只拍腦袋，惟上是從。

四

光召同志一生，懷赤子之心、擔當之勇，以溫厚待人、律己修身，他的家國情懷和人格力量，體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蘊。

光召同志對國家、對人民的愛，是大愛、真愛，不在口頭、而在行動，不是高調，而是深沉。上世紀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他毅然舍棄學術發展的高光前景，從容回國，為“兩彈”研制做出杰出貢獻。面對功勛獎章，他說“我是個很普通的人……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他再次放棄期盼已久的學術研究，臨危受命主持困境中的中國科學院，運籌帷幄，使這支寶貴的科技國家隊以重煥生機。他是國家最高學術殿堂的帶頭人，但一貫心系基層勞苦大眾。1988年，他在會見來中國科學院尋求支持的廣西自治區領導時說：“科學院是全國科學家的科學院，也是全國人民的科學院。你們的困難也是我們的困難，科學院的人雖然主要是做科學的，但我們的心，同全國暫時還貧困的人民永遠是連在一起的。”從那時起，他在全國首倡了選派“科技副職”的制度，幾十年來無數科技人員為許多省市的脫貧、發展，做了巨大貢獻。2011年11月15日，在他科學人生最后一次參加的會議上，正是在分析我國能源、環境、生態等緊迫問題，并指出973計劃必須“帶著危機感創新基礎研究的布局”時，昏倒在講話現場，心懷遺憾地離開了他愛和愛他的廣大科技工作者。光召先生一生，歷經過國家苦難、站立、振興的不同歲月，造就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與擔當。

光召同志本人是位有擔當、有風骨、有氣質的真正知識分子，也是一位最懂得、最愛護科技人才的領導人。他從自身的經歷中，得到了一個真切的理念：人是最可寶貴的，但人也是最易被傷害的。他愛才、重才、惜才的實例不勝枚舉，他在領導工作中對科技人員的信任、理解、鼓勵，隨處可見。80年代初期，許多科技人員對科技體制改革還不太理解，他一方面堅決反對“斷糧”“逼人下海”等硬性傷人政策，同時苦口婆心地對科技人員娓娓而談時代特點、科技規律，啟發科技人員自覺轉變觀念，從不以勢壓人、強加于人。楊振寧形容周光召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不像西方許多大科學家那樣咄咄逼人。許多在他身邊工作過、熟悉光召的同志都有這種感受：接受他的思想、觀點或工作任務，與其說是出自下級對上級的職責服從，毋寧說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與自覺，這既是一種理性真理的征服，也是一種人格力量的折服。

光召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凡自己主張的，他一定首先做到，自覺踐行，絕不像某些臺上馬列、臺下小人的偽君子。他待人寬厚，但對己自律極嚴。“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科學院應是科學文化最濃厚之地，他處處以身作則，維護這方“凈土”，使之盡可能少受污染。對科技界曾泛起的“官”越大，資源越富、學位越高、論文越多的亂象，他大聲疾呼“當官與做科研不能兼得”。而他自己早就是這么做的，1984年接受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職務后，就主動沒招一個研究生，沒申請一個研究項目。1977年他未擔任領導之前，由他牽頭的“閉路格林函數研究”項目，早已獲得國際好評的成果，所學術委員會幾次推薦評獎，都被他以“我當著領導，叫人家怎么評？”為由擋了下來，直到他卸任院長三年、項目結束整整15年之后，才同意申報，獲評2000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上世紀90年代初，他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積極推動領導中國工程院的籌備工作，但在醞釀首批工程院院士30人名單時，他卻主動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1993年光召當年在杜布納的同事給理論物理所寄來他在蘇聯工作期間發表的全部論文目錄，并提議理論物理所組織學術活動為他慶祝65歲生日，受到光召堅決反對。2008年末，理論物理所準備按科學界慣例，在他80歲生日時開一個小型學術會，為他慶祝生日。我和另一同志受委托去跟他商請該事時，還沒聽完，他就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不搞不搞！”直到一再說明這是許多同志的心愿，而且是慣例、是純粹學術性的，他才勉強接受，但條件是“絕不能超過彭先生那次小會議的規模。”

光召先生是一個完全無我的人。工作中，他以真情幫助過許多科技人員（包括在文革中“批”過他的普通人員），解決過各種大大小小的困難。但是，當一個親戚因為具體困難，求他幫助從外地調到北京時，他卻堅決拒絕，并曉之以理：“非辦不了，而是不能辦，不能開這個口子”。上世紀90年代，作為院長，他出差乘飛機從不坐頭等艙，住宿就在研究所自己的簡易招待所。當地政府知道后，總以遵照安保規則的要求接他去國賓館住，他則多次以“住在研究所哪會不安全？跟科研人員在一起，交談方便些。”為由予以謝絕。“一生常恥為身謀”，是陸游的名句，也正是光召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

光召先生性情內斂，言語不多，不喜應酬。不了解的人覺得他嚴肅有余，架子很大。實際上，他性情溫厚，是位極其平易近人、亦師亦友的長者。在中國科學院，甚至全國科教界，凡是認識他、了解他的人，無論是同事、下級，還是小字輩的秘書、警衛、司機，對他多是直呼“光召”，少有加個“院長”官銜的。他曾經說過：我就喜歡這樣叫我。有人稱呼我“院長”“主席”或“委員長”什么的，我真覺得不自在。據許多青年科學家回憶，當第一次面見光召時，總難免有些拘謹，他總是微笑地說：“不必客氣，叫我光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在無拘無束的傾心交談中，說到會心處，平時不茍言笑的他，偶爾也會發出爽朗的笑聲。光召喜歡自然淳樸，那些形式主義的規矩俗套常常讓他感到痛苦不堪。有些小型會議開始時，也要搞些介紹來賓、領導致辭之類的一堆套話，他有時實在受不了，就直接打斷說：直接開始吧。光召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純粹。關注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是他一輩子堅持的主要愛好，無論哪個學科領域出現了重大突破或有新的發現，都會令他感到孩童般的由衷喜悅。

現在，帶著一身的勛功與成就，帶著無數學人的崇敬與思念，光召先生平靜地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之旅。

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學成就傲世、領導業績聞達、為人堪稱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任何人，在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應屬了不起的人生。

光召先生走了，他再也不能為中國的現代化和科學事業嘔心瀝血了。但他的諸多開創性貢獻和赤子情懷、君子風范，將永遠銘刻于現代化的大業、科技界的史冊和善良人們的心中。

光召先生的科學人生，如同一本厚厚重重的大書。常常閱讀它，將為我們啟迪思考，開啟智慧。隨著時光的流逝，書中主人公的背影將越來越清晰、高大。

1935年11月23日，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兩句著名的話：“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光召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光召同志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