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杰：灰霾治理走到了科研與政策的岔路口

　　 10月19日，華北，一場早來的灰霾，將空氣污染的警報3次在北京拉響。于此同時，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發布的信息顯示，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保定重度污染；媒體報道稱，今年的灰霾可能是近10年周期內最嚴重的一次。為什么今年的灰霾來得這么早？公眾到底還需要多大的耐心、多久的期待？

　　灰霾肆掠，一時間，公眾將質疑的目光投向那些曾經的豪言壯語上：“區域聯動”被調侃為“區域聯霾”；治霾的定力被奚落為可疑的“腚”力。灰霾里，一些城市的高樓大廈如海市蜃樓一般撲朔迷離；現實中，一些根本性數據依然沒有改變，燃煤型為主的能源結構堅如磐石。

　　另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是：廢氣排放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鍋飯”，廢氣治理是企業直接的大宗成本，在經濟不景氣、盈利空間縮小的情況下，企業放棄環保設備的開啟似乎是“理性”的途徑之一。這或許是每到秋冬季節就出現大范圍灰霾天氣的重要原因。工業動力之能源結構沒有改變，燃煤型的電力結構沒有改變，秋冬之初隨著燃煤量大幅增加，灰霾也就悄然而至了。

　　綠色經濟是一個愿景期待，但遠水解不了近渴；要達到這個愿景，首先必須解開中國環境治理的一些死節：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關系，如何處理好減排目標和偷排獲益的關系。這是個動態博弈游戲，很有點類似于打麻將。政府、企業、公眾、第三方環保機構，作為參與的四方，都有想贏怕輸的心態，既急著把自己的問題扔給社會，又怕惹禍上身，就像急著打掉廢牌又怕“點炮”一樣；同時，參與各方各自為戰，又互通聯結，不但沒有嚴格的第三者做裁判，還盯住上家、看著下家的利益，相互攀比得失，既不愿意放棄現有的資源和利益，又期望在新資源里贏得機會。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游戲正在演變成3對1的游戲，因為仍然缺乏一些強有力的環保公益組織，缺乏它們的監督，使整個整個游戲就變得十分不公，也無法從根本上遏制各種偷排的違規行為，更遏制不住GDP帶來的地方利益對區域環保的沖擊。

　　事實上，我國的減排聯動承包責任制還沒有運行在法治軌道上，市場之手和政府之手相結合的灰霾治理之道尚未形成。此時要解決這個死疙瘩，就必須建立排放和電價掛鉤的即時反饋系統。

　　目前，我國燃煤發電中每度電約產生氮氧化物0.66克，而燃氣電廠僅為0.13g，為燃煤發電的20％；至于煙塵排放，兩者更是相差數十倍至100倍以上。燃氣發電很顯然具有極大的環保優勢；但是，目前實行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雖然將排放濃度區別開來，卻沒有實現排放當量和上網電價的動態聯動，使燃氣發電的環保優勢不能在經濟效益上充分體現出來，企業發展戰略轉向的動力，尋求清潔生產工藝、技術自我升級的動力都沒有激發出來。沒有減排聯動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經濟利益的誘導和法律責任就無法形成，用市場的力量治理灰霾就無從談起，所謂綠色變革就是一句空話。中國經濟就像一個老煙民，對煤的依賴性太大，要戒掉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灰霾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各方利益盤根錯節，各種排放源之間相互指責，更把復雜問題虛幻化，讓政策決定者如墜霧中，此時更需要刪繁就簡、壯士斷腕的能力與決心。

　　日本數學家廣中平佑曾解釋如何用層次論的方法來解決復雜問題。舉例說，一個平面交叉的十字路口，沒有信號燈，各種車輛從四面同時開過來，陷入一片混亂。從平面交叉這個二元視圖中，這種混亂無法解決。但是加進去“高度”這一元，即用三元的視角來看，事情就很容易解決了。也就是說，在十字路口把平面交叉變為立體交叉——那樣，不用紅綠燈，車輛也能暢通無阻。如此看來，很多看起來復雜的現象不過是單純事物的投影。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偉大之處在于為古典力學引入了一個新的維度：時間。中國灰霾治理的根本問題也是缺乏一個新的維度：排放量與價格聯動的即時電價系統。時間是一個關系實戰性的根本參數，在這個維度上，治理灰霾就是一個動態可期的大工程。

　　從習慣、麻木到掩蓋、覺醒是一個過程，中國治理灰霾正在經歷最痛苦的習慣過程。對灰霾研究的論文涉及方方面面，科學喚醒民眾的階段似乎已接近完成，目前正處在一個科學與政策的岔路口，更多的事情是政策執行和博弈的研究，或者說是軟科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