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建好神經所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

　　 2016年6月，世界神經科學領域有極高聲譽的格魯伯獎授予了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經所所長蒲慕明。該獎項評委會主席羅伯特·伍茲評論說：“蒲慕明是異常敬業的科學家，在大腦神經可塑性的分子和細胞機制研究方面做出了諸多開創性的工作。”但對蒲慕明自己而言，建立神經所才是他這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培育成有生命力的沃土

　　“我什么都可以放棄，神經所決不會！”

　　在神經所工作的人已經記不太清這是“老蒲”在哪次年會上跟他們說過的話了。也許，他不止一次向大家表達過這樣的想法。

　　蒲慕明在大陸出生，臺灣長大，美國留學，是國際著名的神經生物學家和生物物理學家。自1999年回國建立神經所以來，他的所長身份一直延續至今。在此期間，他相繼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之所以對神經所格外在意，是因為無論對他還是對中國神經科學乃至整個科學界，那都是一個獨特的經歷。

　　1998年中科院上海腦研究所只剩下3個研究組，1999年神經所取代了腦所，建所4年后發展為13個研究組，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紀錄；新建的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在2011年第一次參與國重五年評估，即獲得全國生物醫學類第一。

　　但這都不是關鍵。讓神經所已取得的有借鑒意義的辦所經驗在國內其他科研機構中的推廣，這才是神經所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真正貢獻。

　　辦所初期，神經所就建立了一個嚴格的學術評審制度。每個研究組都必須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定期評審，評審專家由清一色的歐美英科學院院士組成。結合匿名通訊評審意見、研究組長的匯報情況、研究生座談情況以及專家內部討論意見，評審委員會針對每一位組長的進展，向神經所遞交書面評審報告。所長據此作出是否續聘、晉升、經費分配以及個人工資調整等決定。對新進的研究員4年評審一次，第一次為中期評審。通過兩次評審后晉升為高級研究員，但仍需每6年評審一次。

　　這種在國外學術界已經形成的評審慣例在2003年第一次引入國內，實為一次不小的挑戰，有研究人員因此而選擇離開。可即便如此，這項制度依舊被執行得非常徹底。

　　“國際權威專家不會關注論文的數量，重要的是研究組是否作出了世界公認、有意義的研究進展。”事實上，這恰恰是培育和鼓勵探索科學難題的做法。蒲慕明說，每個新建的研究組有整整8年的時間投入自己的研究，不必為短期論文發表而困擾。

　　除此之外，神經所最先實行了研究生輪轉制度。對于剛入所的學生，至少在3個實驗室輪轉以后，才能確定導師。有的導師因此而無法得到最初招生時看中的學生。但這種雙向選擇能夠給學生更大的自由度，受的訓練也更廣泛。這項制度后來也在越來越多的科研機構實踐。

　　蒲慕明近乎“執拗”地在神經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學術生產和評價機制，打破舊有科研弊端的同時，各種質疑和非議也隨之而來。但是，他希望把神經所變成一塊有生命力的沃土，讓神經科學的種子有機會得以成長。“對那些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希望你們的科學生涯是從神經所開始的。”

　　建立嚴謹的科學文化

　　2010年，因為一篇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社論，引起了國內學界關于科研體制和科學文化的辯論。一向直言不諱的蒲慕明當時就指出，“很多科學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但就是不能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在他看來，中國科學的“病”不只是體制的問題，而是科學家缺乏有自律的文化。

　　神經所至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靠的并不是從政府得到大量資源，也不僅僅是新的科研管理機制。他在最初就意識到，研究所在成長期里，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爭資源，而是建立一個嚴謹的科學文化。

　　什么是科學文化？

　　“第一就是一個嚴謹的科學態度。怎樣探索問題、怎樣作研究；怎樣對待你的實驗數據、怎樣對待你的假設；做實驗不只是出文章，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就不能有任何偏見。”

　　2007年，因為一名研究員在科研論文中出現實驗圖偽造行為，神經所依據由所內外專家組成的調查委員會的判決，對該研究員作出解聘的懲處，盡管有人認為處罰過重。

　　“科研本身就是以誠信為基礎的，如果沒有誠信還做什么科學？”蒲慕明說，國內科學界最看重論文，但神經所強調出好文章其目的是要把科學研究工作做徹底，做嚴謹，能夠拿到真實可信的研究結果。“我們就是要做一個榜樣，把不浮夸、腳踏實地、嚴謹地做科學的態度在中國神經科學界好好建立，這才是我們做科學的意義。”

　　他還表示，科學家是社會的一分子，也是社會誠信最可靠的基礎。謹慎地使用科研資金，好好做科學，僅僅只是作為科研人員一個基本的社會良心；對社會上不合科學的看法和偏見，應勇于提出質疑。

　　其二，蒲慕明非常看重科研人員科學交流的態度。在神經所成立的第二年，他就提出課題組長都應參加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每年一次的評議討論，這意味著所有人都可能受到同行的指導、批評。

　　有人不同意，但蒲慕明堅持，科學家的成長，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如何對待別人的批評。“公開、坦誠的交流將使許多學術研討會不僅僅是友誼性的聚會，更是使人受益的學術活動。對學術批評的正面態度將有助于建立這樣一種科學文化，即科學的真實性比‘顧面子’重要得多。”

　　除此之外，常常令人思考的是，國外同行對中國科學家的勤奮、聰慧、基本訓練都有很高的評價，為什么他們無法在國內出成果，到了國外的研究機構就可以成為最好的研究人員？

　　“這就是國內機構缺乏一個必要的緊迫感。”他說，在世界一流實驗室，你會受到各式各樣的壓力，老師的期望，同學間的競爭，同行間的競爭，自己給自己施加的壓力。正是各種內在、外在的壓力，使得你在那個環境中做出有創造力的工作。

　　因此，建立科學文化還包括努力造成有 “必要的緊迫”的環境，使得每一位科研人員都能夠發揮最大的創造力。

　　參與社會的科學人生

　　公眾對這樣一個從來對自己的事無比低調，但對中國科技的長遠發展從不吝惜思考和發聲的科學家的形象也許有所了解，但蒲慕明在正式回國之前的經歷，恐怕并不為人熟知。

　　盡管一直以來受到的科學教育和訓練都是西方式的，蒲慕明身上卻有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質。上世紀70年代初期，蒲慕明參與了臺港留學生在美國發起的“保釣”運動，在他看來，那段歷史是對在美國華裔留學生的一場教育，也使他走出象牙塔，開始積極參與到社會中。

　　他在美國科技教育協會主辦的科技導報上擔任編輯，撰寫文章；參與了清華大學生物系的建系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建校工作；還擔任過紐約滋根基金會的中國農村項目主任，參加了科技教育協會主辦在國內各地舉辦的海內外基礎教育研討會。從2007年起, 他每年都親自帶領幾十位神經所的老師和研究生，到鄉鎮中學去開幾天的科學夏令營，給農村孩子講課、做小實驗。

　　“參與社會，會給你一個有趣、豐富的科學人生。”這是蒲慕明的體會，但事實遠不止如此。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這種傳統卻在消逝。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以自我為中心，完全追求個人的科學興趣和個人的成就。

　　而蒲慕明最敬佩的科學家，是像過去的愛因斯坦、玻爾，現在的戴維·巴爾的摩、理查德·勒溫庭那樣，不但科學成就出色，并且對社會非常關心，敢于對社會不正義的事提出抗議。

　　他還常跟學生們講起竺可楨的故事。以竺可楨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作出世界一流的學術成就，但他在歸國后學術生涯最旺盛的十年，卻奔波于中國的各地，用最簡單的儀器設備建設許多氣象站，收集氣象資料，因為他認為那是當時中國最需要的。后來，他意識到辦教育比建氣象站更重要，就接受了浙江大學校長的工作。

　　“他之所以是當之無愧的大師，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學術成就高，出了許多重要論文，而是因為他影響了一大批科學家，帶領了一批從事科研工作的人，作出了社會需要的成果，解決了社會問題。”

　　蒲慕明說：“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會關懷注入科學界，及早解決世界上各種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將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界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