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彰性評價項目應大幅削減

　　當今學界，諸如“××人才、××獎”等表彰性評價項目不勝枚舉。所謂表彰性評價項目，是指這類項目一般是由政府部門或學會團體主辦，項目大多以光鮮的名稱給評價對象定性，有配套經費或獎金，入圍者可以借此獲得頗具權威性的學術資歷。之所以稱之為表彰性評價，是想將其與學者在教育科研活動中必不可少的過程性評價區分開來。

　　近年來，這類表彰性評價項目越來越多，評價主體和被評價對象還在不斷擴大。但是，這是否真能促進學術繁榮?

　　顯然，表彰性評價項目過多不切實際，因為表彰性評價需要充足又有顯示度的學術成果做支撐。如果條件不成熟，卻非要評出一個“子丑寅卯”來，最終還是會落入“數數字”的結局，客觀上這也是“五唯”難以破除的根源。同時，學術領域的表彰性評價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工作表揚和獎勵，容易異化為對學者“分等”和“貼標簽”等問題。

　　表彰性評價項目過多帶來的嚴重問題可以歸納為三大方面。

　　一是耗費科研人員時間和精力，導致科研人員不能潛心科研。表彰性評價事關教育科研人員的學術身份，不僅影響學者的學術地位和聲譽，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者的學術資源和酬勞以及后續發展機會，所以絕大多數教育科研人員不敢等閑視之。然而，過多的評價活動勢必會嚴重擾亂學術人員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

　　二是滋生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導致虛假偽劣成果暢行無阻。表彰性評價的組織管理單位一般與課題委托方、成果使用方無直接聯系，這就導致了評價往往陷入“數數字”的窠臼。學術評價一旦離開對成果的實際需求及內在質量的把控，假冒偽劣產品就會蜂擁而至，因為利益與風險完全不對等。

　　三是爭搶“帽子”成為科研目標，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出現。表彰性評價可能導致勝者因獲得了代表學術成就的“帽子”而一路扶搖直上，而那些埋頭于科研卻沒有快出成果的學術“苗子”落選。更糟糕的是，國內學術評價“馬太效應”嚴重，落選者往往無形中被“踢”出局。

　　綜上，評價主體出于管理抓手或政績的考慮，希望通過評價等手段來激勵學者奮發圖強、早出成果，出發點很好，但過多表彰性評價項目難免“為評價而評價”。在減少表彰性評價項目的同時，還要大力提倡學術評價回歸本真，即學術評價無關成果主人的年齡、職務職稱、學術頭銜、資歷、“帽子”和“門派”等因素，而唯成果內容本身。當下尤其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建立“瓜熟蒂落”的立項結項合并模式。表彰性評價項目中占據最多的就是各種人才計劃或人才項目，這類把評選上的人稱之為××年××人才的項目經不起推敲——人才哪有按年算?評上的叫人才，沒評上的算什么?人才項目原本至多是對學者此前學術業績的肯定，以及對其未來學術產出的預期，而現實是，入選項目者被戴上了“帽子”，科研起點直接變終點。

　　受“后期資助”課題管理模式的啟發，中國法學會從2019年起嘗試采用課題立項評審和結項鑒定合并的方式，申請人根據課題指南確定選題后即自行開展研究，以研究成果申請。課題“立項”與“結項”同時進行，在學術評價上有三個優勢，一是不受申報者“出身”影響;二是不受申報者前期課題論證或自述影響，畢竟這些內容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很難考證;三是不受人情關系的影響。

　　其次，改變“二次加工”的成果包裝評獎方式。表彰性評價項目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各種科技獎項。早前，國家有關文件就曾強調要控制獎勵數量，提升獎勵質量，調整獎勵周期，這些舉措十分必要。但筆者以為，簡化報獎手續也相當重要。

　　目前，大多數評獎項目需要申報者自行提交申報材料。學術團隊為了提高“大咖”的勝算，可能會在整合材料時采取移花接木、同類合并、改頭換面等手段，這種“二次加工”對成果價值提升和科學評價無丁點意義，相反卻為各種“潛規則”大開了方便之門。

　　因此，我們能否借鑒一下諾貝爾獎的提名制方式?由評獎主辦方組織權威專家篩選并最終確定獲獎人員。這樣，既可避免申報人為準備材料而耗費時間和精力，又能讓各種虛假包裝以及因評選而起的拉幫結派、行賄受賄等伎倆無用武之地。同時，切實強化評價主體的責任意識，選拔出成果已產生重大影響并獲得同行廣泛認可的獎項得主，否則寧缺毋濫。

　　最后，落實“揭榜比拼”的科技成果發現機制。當前，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已然成為各高校一項重要工作，而把立項視作大功告成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不在少數。同時，大部分沒有入圍或者申報的科研人員其科研工作受到影響。如此“重申報、輕研究”的做法極不利于重大原始創新成果的出現。

　　因此，要堅決扭轉各級管理部門和教育科研人員把心思耗費在課題申報書上的做法，建立公開、透明、可操作的國家基金課題“揭榜比拼”制度。在力促課題立項者全力完成課題的同時，也鼓勵學術同行憑借實際成果“攻擂”。相信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條件下，通過制定詳盡規程和準則，能夠實現評價的科學、公平和公正。如此，形成以“成果論英雄”的局面，讓最優秀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