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汪品先饒毅：怎么看中國科技進步贏得世界點贊

【編者按】

    《世界首款石墨烯產品出爐，中國石墨烯技術領先全球》《英國雜志密集關注中國科技》《中國真牛!這8個行業領先全世界》《外媒：“中國式創新”將對世界產 生深遠影響》《“中國制造”力保全球競爭力》……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為中國創新“點贊”的文章在網絡熱傳，讓關心中國科技進步的網友激動不已。

中國科技創新成果密集引發世界關注，是中國政府長期注重科技投入的結果。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正式發布，科研創新被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未來必將有更多令世界“點贊”的科技創新成果涌現。

    然而，對于世界各國的贊譽和肯定，我們必須保持理性。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卻沒有必要因此變得自大；我們可以保持自信，但更應該在席卷全球的科技創新大潮中保持自醒。

第16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和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他們對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進行了客觀評價，并對中國成為科技強國還缺什么、如何加快創新驅動給出了建議。

獲點贊的主要是速度，還不是創新能力

我們被國際社會“點贊”最多的，是我們的科技投入和發展速度，而不是我們在科研方面的創新能力

論文數量并不是科學研究追求的目標，甚至不是衡量科學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 。論數量，中國論文已經占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卻離“世界第二”還差得很遠

科學發展路上也有與“中等收入陷阱”類似的現象。如果科研創新不能轉型，就會掉入陷阱，只不過這種危險僅僅從SCI數量上是看不出來的

記者：英國《自然》雜志引用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占全球總量的比例從 13%增長到了20%，這個比例在全世界僅次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引用率較高的論文中，大約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國研究者參與；不少中國頂尖的科研院校， 已進入各種世界最佳科研機構排名榜單……關于中國科技進步的積極評價，似乎越來越多了，我們應該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汪品先：中國科技創新確實有很大進步，但讓國際社會“點贊”的主要是“中國速度”。20多年前，美國人還在問“誰來養活中國”，但他們現在驚嘆于中國的高效率，認為“集體主義的中國贏了個人主義的美國”，甚至有人建議讓中國模式在美國“試運行一天”。

    被“點贊”的還有中國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中國科技投入的增長舉世矚目，在過去30多年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投入增長了300倍，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 議論的熱點。幾十年前，中國一度是一個“白卷英雄”走紅、“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國家，但現在是在校大學生3700萬、在外留學生50萬，從政府到民 眾無不重視教育、尊重科學的科技大國。

    整體說來，我們被國際社會“點贊”最多的是我們的科技投入和發展速度，而不是我們在科研方面的創新能力。但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和歐美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任何國家都是先有了數量的進步，后來才有質量的飛躍。

    “創新”在中國還只是方向，尚未成為優勢。比如，在談到中國科技進步時，很多人都會把中國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量居全球第二當作證據。我不反對 SCI本身，但問題是有時候我們把它看得太重了，實際上，SCI反映的只是一個期刊的平均影響力，這與其中單篇論文的分量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我非常反對公式化地用影響因子乘文章數量，更荒唐的是根據這個數值去發獎金。這是在試圖量化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做科研需要錢，但錢多并不能保證高質量的 研究。如果每個人都忙著找錢、忙著發表論文，大部分人只不過是在重復已經做過的研究，也許他們根本什么都沒有做成，但是大量經費就這樣花掉了。低質量的績 效評估，也和中國整體較低的科學評價標準有關。總體來說，有獨立思維和優異專業能力的科學家數量還很有限。

記者：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中國每年有大量論文發表，但具有高影響力的論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創新成果出現的比例還不夠高，離全球科研創新的“風向標”之地還有些距離。出現這種局面，說明了什么問題?

汪品先：如今的科學研究和經濟一樣，都已經全球化了。學術界也和世界經濟一樣，發生了兩極分化：許多國家只能輸出“原料”，另一些國家對原料進行“深加工”，得出理論認識。后發國家為原料能出口而高興，科學家也為其數據能為國際所用而慶幸。

    而事實上，大部分論文只是科學史上的過眼煙云，并不會進入人類的知識寶庫，而這恰恰就是智力生產與物質生產的重大區別。因此，論文數量并不是科學研究追求 的目標，甚至不是衡量科學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論數量，中國論文已經占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卻離“世界第二”還差得很遠。不過，量變可以引起質變，當務之急 是要抓住大好時機，促進科學轉型。

    科學轉型也可以和經濟轉型進行類比。一些國家如墨西哥、馬來西亞等，20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直到現在仍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階段，原因在于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阻止了發展高端制造、走向發達國家的通道。

    科學發展路上也有與“中等收入陷阱”類似的現象。特別像地球科學和宏觀生物學這類地域性強的科學，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和發達國家一樣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現象 比如說季風，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因而發展中國家也會擁有獨特的“原料”優勢。尤其是國土大、人口多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還可以輸出勞 務，做“勞動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產生的文章數量相當可觀。

    這好比經濟，低端制造業也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質、低價等惡性循環伴隨而來，不能轉型的就會掉入“中等”陷阱。科學發展的道路與此類似，不能轉型就會掉入陷阱，只不過這種危險僅僅從SCI數量上是看不出來的。

要有原創性突破，不當科學上的“外包工”

科學進步的評價難以量化，而在一個誠信不足的社會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評價才顯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于是，很多科研機構都把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

我們招聘到很多科學潛力很好的年輕科學家，但是，他們將在什么環境中工作，他們在競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時，是變成了優雅的科學家還是變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擔憂的

我們不能只滿足于跟風做些分散性的小題目，在別人的刊物上發表幾篇論文，要瞄準大目標、做大題目、解決大問題，做國際學術界的舉旗者、領跑者

記者：那是不是說，如果不轉型，我們的科研也可能走上“重復”而非“創新”的道路?

汪品先：舉例來說，我國做深海研究最早的是微體古生物學，對照圖版在顯微鏡底下點化石，就可以研究深海沉積，中國、印度等國的深海研究就是這樣起步的。這也是30年前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只要有臺顯微鏡，有個水龍頭，就可以“向深海進軍”。

    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科研工種，比較費時費功，但在一沒有條件出海采樣、二沒有儀器分析樣品的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相反，發達國家則更多地采 用精密儀器分析樣品，不但多、快、好、省，而且產生的數據更能說明問題。兩者的區別在于勞動層次不同，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種要思考的成分不多，以至于 有些學生喜歡邊聽音樂邊看顯微鏡；而“深加工”則要求思考，是智力勞動密集的工種。

    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很多實驗室的儀器比一些發達國家的還要好、還要新，但一些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習慣、思考層次依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上。就 拿地球科學研究來說，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正在整體進入轉型期。從前為了現象描述而越分越細的地球科學，現在又回過頭來相互結合，進入了系統科學的高度， 探索機理已經成為國際前沿的主旋律。各種文獻里，“俯沖帶工廠”“降塵機器”“微生物引擎”之類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匯總全球資料、跨越時間尺度的新型成果 也紛紛呈現。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帶有“局部著手，全球著眼”的特色。然而，正當國際學術界在向地球系統科學的核心問題發起攻勢時，我國學術界卻在熱衷 于計算論文數量。

    因此，就像需要依靠高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一樣，科學研究也需要轉型。我國的出口商品已經從多年前的領帶、打火機發展到手機、高鐵，我國的科學研究也需要向學 科的核心問題進軍，需要有原創性的突破，這就是轉型。現在我們處在“中等”狀態，往往是從外國文獻里找到題目，買來外國儀器進行分析，然后將取得的結果用 外文在國外發表，這當然是我國科學的進步，但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科學上的“外包工”。想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就不能只注重“論文優勢”，應該在國際學術界有 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學派，有自己的題目。

記者：“論文優勢”似乎是一把雙刃劍，它讓我們的科研人員迅速站在了國際研究的巔峰位置，但這又容易掩蓋數字背后的真實問題。這種“數字崇拜”為中國科研創新轉型發展帶來了哪些障礙?

汪品先：阻礙轉型的因素很多，但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過于看重物質，忽視了精神。當前，片面追求論文數量的偏向，就是這種導向的產物。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科研轉型就很難實現。

    問題出在以論文數量為基礎的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上。科學進步的評價難以量化，而在一個誠信不足的社會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評價才能顯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 化。于是，很多科研機構都把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反正三篇比兩篇好。如果分辨率要提高一點，那就用論文發表刊物的影響指數加權，這就造成了有些單位按論 文數量乘以影響指數發獎金的做法。這類不合理的物質刺激辦法，可以催生出大量的論文，卻促進不了科學進步和創新，反倒客觀上阻撓著科學的轉型。

    更嚴重的問題，是學科發展中的經費投入的走向。對于有些單位來說，發展科研無非是造房子、買設備、搶人才，而搶人才的力度與年薪的高度正相關。于是，在國 企領導紛紛削減收入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科學人才的標價卻一路飆升。這類“搶人才”的惡性舉措，不但本身缺乏可持續性，而且對學風建設起著負面作用，是科學 轉型大潮中的逆流。

    當然，這類問題只是發生在部分單位的部分學科，更普遍的問題在于我們科學發展中的精神支撐不足。我這里指的是科學與文化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是科學研究作為生產力的重要性，忽視了科學研究的文化屬性，而缺乏文化滋潤的科研就會缺乏創新能力，成為轉型的阻力。

     科學具有兩重性——科研的果實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科研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進文化。作為生產力，科學是有用的；作為文化，科學是有趣的。兩者 互為條件，一旦失衡就會產生偏差。假如科學家不考慮社會需求，只知道“自娛自樂”，科技創新就必然萎縮；相反，失去文化滋養、缺乏探索驅動的科學研究，只 能做一些技術改良，難以有創新突破。

       科學與文化的脫節，與我們的導向有關。中國歷來偏重科學的應用價值，忽視科學的文化本質，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典型。其實，科學的創造性 就寓于其文化內涵之中，失去文化本性的科研，可以為技術改良服務，卻難以產生源頭創新。現在，我國從科學院到高考，都有文科與理科分割的毛病，科學與文化 之間切出了深深的斷層。科學與文化關系，是我國科學轉型中一個重大題目，兩者的脫節將是我國科研轉型的重大障礙。

饒毅：十幾年來，中國有很多人提過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但實質是，這一問題在全局層面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在具體層 面，有些單位解決得很好，有一些進步，但總體而言，科技體制改革不如人意。很多應該負責的人，對于改革工作都拈輕怕重，所以，能否深化改革，不在于方向不 明確，而在于缺乏推動的人。在過去，我國的研究資金比較少，顯得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現在經費充足，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導致了大量浪費。

       全社會的道德滑坡繼續，也導致文化成為改革的阻力。以前大學生普遍因為道德和面子而有所顧忌，現在的不少畢業生普遍追求利益而不顧顏面，道德更只是對其他 人的要求。申請經費從少數人打招呼到普遍打招呼，不打招呼被理解為不尊重評委，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可以因為積極搞關系而連續幾年影響部委的經費，這些都是以 前不可想象的。我們招聘到很多科學潛力很好的年輕科學家，但是，他們將在什么環境中工作，他們在競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時，是變成了優雅的科學家還是變成了 狼，恐怕也是令人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