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澳ATSE院長：中澳天文學合作期待揚帆起航

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院院長艾倫·芬克爾

　　“中國有著悠久的天文學研究歷史，而澳大利亞現代天文學發展迅速，此次會議為中澳雙方科學家搭建了知識交流的橋梁，為兩國科學家啟動新思想、尋找新的合作切入點提供了契機。”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院(ATSE)院長艾倫·芬克爾(Alan Finkle)在日前于中國南京舉行的第十屆中澳科技研討會上說。

　　從2004年開始，中澳雙方已就可持續發展、生物技術、能源、氣候變化等多個熱點國際科研問題進行了協商和討論。對于兩國科學家把此次會議的主題定為“天文和天體物理”，芬克爾由衷地感到高興。

　　芬克爾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彼時，“水星計劃”、“雙子座計劃”、“阿波羅計劃”等三大航天工程把人類到太空旅行的夢想變成現實。“在我的孩提時代，太空旅行就是我最渴望實現的夢想，盡管后來我最終沒能從事天文學研究，但至今天文學依然令我魂牽夢繞。”芬克爾回憶說。

　　星體和宇宙激發了人們對太空的想象，啟發了人們對自身所處的自然界和生命活動的思考。在芬克爾看來，今天的天文學家就像400年前的中國古天文觀測者一樣，依然對星空保持著一如既往的興趣。

　　作為天文學愛好者，芬克爾對中國古代天文學方面的歷史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認為，古代中國為世界天文學界留下了古老而寶貴的資料，這些資料至今依然被用于彗星、日月食、超新星研究等方面，百世流芳。

　　他舉例說，例如古時中國天文學家就已有關于蟹狀星云以及其他星體的觀測記錄;而公元前240年，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就發現了哈雷彗星的足跡。現代天文學研究者根據古漢語中的描述，發現了超新星的殘跡，知道超新星的年齡，并據此來推斷宇宙膨脹的速度是在增加還是減少。

　　在芬克爾眼中，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是一位卓有遠見的了不起的帝王。在近一個世紀的元朝統治下，天文學全然被忽略。然而，朱棣繼任后第一年就恢復了對天文學的重視，那時的天文學家就能繪制出星圖并預測日食和月食。

　　“朱棣的雄心壯志就是讓科學研究為實際應用服務。所以，天文學理論創新為應用研究服務的思想早在幾百年前就播下了種子。”在會議上，芬克爾饒有興趣地談起了這位帝王對天文學的歷史貢獻。他表示，朱棣讓明朝海軍可以在海上精確地航行，發現新的國家和貿易路線。他派出的艦隊遠遠超過當時歐洲艦隊的數量，而且他建造的寶船迄今為止仍是歷史上最大的艦船。

　　“有趣的是，最新的證據表明，其中曾有一支艦船在1421年到過美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了數十年。然而，如果沒有精確的天文導航，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芬克爾表示，朱棣的雄心還包括在北京建立大天文臺，并把其當作勘探和測繪全世界的基準點，這顯然是英國格林尼治天文臺的“前輩”。

　　在他看來，今天，中國對天文學的貢獻依然在延續。通過建設大規模的天文工程，中國天文學家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出現在國際天文學各個前沿領域。例如，中國在河北建成的郭守敬望遠鏡(LAMOST)就是對世界天文學的貢獻之一，帶給全球天文學界數以千萬計的銀河系內外星體的數據。同時，貴州500米口徑大型望遠鏡FAST建成后將有望實現對脈沖星的高精度觀測，為國際天文學研究再添一項奇跡工程。

　　他表示，雖然澳大利亞沒有和中國一樣悠久的天文學歷史，但卻有著較長的現代天文學發展歷史，在現代化天文學設備建設與研究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因此，可以在與中國的合作中互通有無。

　　“天文學是澳大利亞科研桂冠上的一顆寶石。”擔任澳大利亞全天體物理學卓越中心(CAASTRO)主席的芬克爾說。他表示，由南非和澳大利亞共同發起的全球最大的望遠鏡計劃——平方公里矩陣(SKA)已經推動了澳大利亞天文學的巨大發展。同時，澳大利亞西部的默奇森射電天文觀測臺還部署了世界最長的3500公里光學網絡。

　　芬克爾表示，無論是建設中國的巨型望遠鏡FAST，還是澳大利亞建立的平方公里矩陣SKA，都不僅僅是簡單的儀器組裝過程，這些大規模工程的復雜程度可想而知，各個層面的挑戰都要科研人員不斷學習和創新，需要大量新型的科技支撐和更強大的分析能力，這些都離不開國際合作。

　　這些工程無疑還將推動新的生產和應用能力的發展，產生一些新發現，甚至出現一些超出天文學范疇的應用。芬克爾舉例說，澳大利亞天文學家發展了無線網絡的功能，而今天無線網可以讓數百億的儀器設備以很快的速度傳達信息，這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芬克爾表示，此次研討會在新型望遠鏡、觀測方法、通訊方式、計算機技術以及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交流互動無疑會帶來更多的新發現，這些新發現將會幫助人類解開宇宙最深處的奧秘。同時，他表示這一代人的奮斗將激發更多的學生和下一代科學人員投身天文學研究。

　　“當年朱棣對天文學的投資極大地擴展了中國在15世紀的對外貿易和國際影響，我相信，中澳兩國政府對雙方天文學合作的資助一定會取得大量的回報!”芬克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