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大學生的權益“奶酪”

　　不能只要求學生勇敢維權，必須針對學生維權難的現實，進一步改革學校管理和評價制度，建立健全約束導師職權濫用的機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學的教育和學術管理、評價必須以教育和學術為本，采用教育、學術標準和原則，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學術因素影響。這樣，才能讓導師和學生的關系，回到單純的教育和學術定位上。

　　高教界從來不缺少話題，但最近的一些話題卻讓人感覺頗有些沉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導師陳小武長期性騷擾門下女學生事件剛剛過去不久，西安交通大學在讀博士生楊寶德自殺事件便見諸報端。

　　如今，這兩個事件均已塵埃落定，但輿論對它們的反思卻并未停止。有批評導師濫用職權者，有嘆息學生不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者，不一而足。其實，這些輿論暴露出來的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高校學生該如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老板”與“打工仔”

　　楊寶德自殺事件發生后，其女友在網上發表文章稱，在出國無望、學術無果的情況下，過多的雜事讓楊寶德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所謂的“過多的雜事”，通過楊寶德與其導師的聊天記錄可以得知，除了陪吃飯、擋酒以外，還包括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等。

　　因此，有網友感嘆：“這哪里還是令人羨慕的名校高材生，簡直就是‘老板’與‘打工仔’，甚至還不如，因為‘打工仔’起碼還會有不少報酬，而他們更多的是義務勞動。”

　　其實，這樣的感嘆確實是不少高校學生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研究生，某北京高校博士生李野就是其中之一。

　　無論是與人談課題還是聊天，說到自己的導師時，李野脫口而出的幾乎都是“我們老板”。“平時，我們要給‘老板’做很多雜七雜八的活兒，雖然不像楊寶德幫他導師做得那么多樣，但也有打掃辦公室、陪吃飯、擋酒等，而且不得不做、不敢不做。”李野頗為無奈地說，因為研究上能否作出成績、最后能否順利畢業，“生殺大權”都掌握在“老板”手里。

　　“學生流行叫導師‘老板’，其實是一種師生關系的異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目前我國導師制并沒有貫穿學生招生、培養和答辯的始終，因此令導師很容易把學生當成“私人勞動力”。

　　面對如此境況，有的網友后來干脆不讀博了，因為“我本來是想搞科研的，硬生生地陪喝了三年酒。直到現在，晚上酒后醒來還會有那個時候內心失落煎熬的后遺癥”。但李野無法做到如此灑脫，因為他來自農村寒門，“畢不了業，將來出路就成了問題，能忍還是忍了吧”。

　　沉默的大多數

　　可以說，除了少數高校學生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主動曝光、尋求幫助之外，更多人則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在浙江紡織服裝學院職業法制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韓世強看來，像李野這樣選擇沉默、順從、委曲求全，是內外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是大學生群體本身維權的素養不足，具體而言，包括維權意識、維權常規性知識欠缺等。”韓世強說，另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的維權環境不佳、維權成本高昂、維權支持體系落后等。因此導致包括大學生在內的不少人，在遭遇不公與侵權時往往無奈地選擇沉默。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則是因為高校學生維權存在諸多障礙因素。”韓世強表示，高校沒有開展足夠的維權教育與學生們維權知識不足是直接相關的，因此，他們在遭遇侵權后往往不知如何維權。“同時，學校內部也沒有建立完善、陽光的公共性維權平臺，學生遭到侵犯后不知到哪里維權。也正因如此，現有維權體系往往通過輔導員、班主任及學校部門幫助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或是顧慮太多而無奈放棄維權”。

　　此外，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學生們要維權也需要考慮成本，因為他們在自己難以維權的前提下，需要聘請律師等專業人員，而這對于一些高校學生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尤其是寒門學子。

　　在熊丙奇看來，高校學生在合法權益遭到侵犯時，之所以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主要不是他們不懂得維護自身的權益，而是因為當前的導師制度不健全和人才評價體系不合理，使他們在教育和學術之外有其他利益的考量。

　　制度之殤

　　其實，說到制度，我國法律對維護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早有相關規定，比如《教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履行維護受教育者、教師及其他職工合法權益的義務；《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再比如去年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總則第一條新增了“保障學生合法權益”，“新增第六章‘學生申訴’，以一整章的篇幅對學生申訴的范圍、機構、工作程序以及再申訴等多方面內容進行系統規定，對學生合法權益的保障和救濟意義重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申素平曾表示。

　　其中的第六章第六十五條規定，學生認為學校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規定，侵害其合法權益的；或者學校制定的規章制度與法律法規和本規定抵觸的，可以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投訴。

　　但是，即使有了這些制度，就真的能切實維護好高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嗎？現實似乎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

　　以研究生導師制度為例。西安交大在發布對當事教師的處理意見時，提到根據《西安交通大學研究生學籍學歷管理規定》，研究生學滿1年后，對其他學科專業有興趣和特長的，有權根據自身學習科研狀況或創業需求，申請轉導師、轉專業一次，轉導師申請無須原導師簽字。也就是說，如果研究生對導師不滿，是完全可以更換導師的。但實際上，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西安交大成功轉導師人數分別為200人、219人以及305人，其中還包括大量碩士研究生，而博士研究生則少之又少。

　　“博士申請換導師的也并不多，除了要重選研究方向的原因外，還有兩方面因素。”熊丙奇說，一方面是其他導師是否接受，因為他們要考慮導師之間的關系，擔心得罪原來的導師，這也反映出我國大學尚未建立學術共同體評價機制，學術評價中還摻雜著各種利益因素。另一方面是轉導師對學生的影響，本來這是正常的雙向選擇，但在我國，不論是大學校內還是社會輿論，對于學生換導師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解，認為是學生沒有搞好和導師的關系，并進一步影響到對其能力和人品的評價。

　　對此，李野是深有感觸的。

　　“我們哪兒敢換導師啊，要是重新選研究方向，之前的這一年多時間就白費了。而且，即使提出來換導師，也不知道有沒有導師會收，因為他們之間都有關系，我們就是‘小蝦米’，好像是無足輕重的。”李野說。

　　維權之路

　　不過，高校學生維護合法權益雖然存在諸多困難，但并非無路可走。

　　韓世強認為，從國家和學校層面來講，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里面增加維權教育的比重，尤其是法律教育方面，應該明確至少占思想教育的1/3的比重；從學生方面而言，在校期間，除了接受維權教育外，應更多參加一些社會體驗和實踐，增加他們應對各種侵權行為的經驗和膽略。

　　同時，熊丙奇表示，不能只要求學生勇敢維權，必須針對學生維權難的現實，進一步改革學校管理和評價制度，建立健全約束導師職權濫用的機制。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學的教育和學術管理、評價必須以教育和學術為本，采用教育、學術標準和原則，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學術因素影響。這樣，才能讓導師和學生的關系，回到單純的教育和學術定位上。”熊丙奇說，要建立導師權力的制約機制，一方面須落實導師的招生制度權、培養制度權，用導師的學術聲譽來保證學生的培養質量；另一方面要建立整體的學術評價體制和利益回避機制，以此來保障教師的權力被落實，而不是被濫用。

　　“此外，社會維權環境的養成很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建立便捷、完善的維權體系，讓維權變得十分容易；其次是消除維權的障礙因素，尤其是建立嚴格的防止打擊報復正常維權的制度。”韓世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