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動動中國醫藥研究制度的硬骨頭？

記得全球首富比爾蓋茨曾經說，超過他的下一個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領域。美國《時代》周刊在2000年也曾預言, 2020年全球將會迎來生物經濟時代，以取代信息經濟時代。而在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生物醫藥產業了，經過僅僅三十年的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其實已經大有成型之勢，像美國目前就已經擁有了成千上萬家生物醫藥公司，所創造的生產和社會價值無以計數，尤其是在醫藥這一塊，生物技術藥物和疫苗年產值超過200億美元。

然而在國內，雖然頂著“起步早，每年投入增長幅度大”的頭銜，但是為什么在生物醫藥研發領域投資了近40億人民幣，所獲得的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醫藥新藥僅僅才3種（重組人α- 1b 干擾素( IFNα- 1b) 、重組牛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rbFGF) 和重組鏈激酶(rSK)）？為什么在高校申請課題的時候左一項右一項，但充斥市場的卻9成是仿造藥？為什么醫藥人力市場一方面莘莘學子苦痛著多年學識被視為草菅，一方面各大醫藥研發機構又苦惱無合適人才？

這些存在重重（chongchong），重重（zhongzhong）矛盾的國內醫藥研發環境究竟問題出在哪？有許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也得出了許多結論，比如產業化水平、融資渠道、人才培養引進制度、經濟收益衡量體制、投資途徑等等方面，而其中需要首先重點解決的是產業化以及人才引進培養制度問題。

國內從事生物醫藥研發的主要生力軍就是來自高校，還有一些研發機構的生物醫藥人員，但是高校科研人員主要注重的不是科研成果的轉化，而是科研論文的發表和科研成果獎項的評估，而研發機構里的科研人員又主要從事的是生物醫藥上游研究的比較多，從事中、下游研究的少，難過有人說，中國目前生物技術的上游技術與國際水平相比落后3—5年，而下游技術則落后約15年。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高校科研成果雖然實驗室水平與國際水平接近，甚至一些還超過了國際水平，但是中試研究力量薄弱，許多成果進入市場慢，被競爭對手搶去了先機，另外研發機構與企業合作經驗缺乏，導致回報率低，惡性循環。這些都說明了國內缺乏適合的生物醫藥產業化機制，許多高校、研發機構所遵循的就是在做完實驗室短期證明，動物病毒理實驗之后就有了申報課題基金的基礎，這時就會在這方面下大量的功夫，而對于中試，評估等報著姑且的態度，常常導致無法順暢完成“實驗室→中試→臨床研究→上市”的道路。這因此也造成了一方面研究人員抱怨國家投入醫藥研發的資金不足（中國生物醫藥研發總投入額是美國的一半還不到），一方面研發項目沒有轉化成即出成果，無法吸引私人資金的高風險投入（由于每種新藥的平均成本是8億美元，耗時最長可能達到12年，投資回報期長，固為高風險投資），其實這樣看來科研經費不足又能怪得了誰呢？

另一方面，雖然多年來我們培養了大量生物醫藥人才——在向國外派遣的近32萬留學人員中，有大約60%在從事生物和醫學研究，而且各高校研究機構培養的生物醫藥人才更是數以萬計，但是還是存在著生物醫藥科研人才和產業化人才不足的現狀，前者像醫學、藥學信息學、生物醫藥研發管理學、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人才缺乏，后者像具有項目運作、資本運營、市場開發，藥品評估才能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無怪乎醫藥專業畢業生不知道自己在學校里學習了這么多年課本知識有什么用，選擇工作的時候盲無目的，進入工作單位以后要拋開原有的東西重新學起。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建立一個從高校到企業，再到資本運作的循環模式，整合人才，產品和機制，形成良性循環。首先要解決產業化問題，國內較好的形式就是產學研合作機制（即將企業的資本運營經驗、市場運營經驗和高校、科研機構的技術開發經驗有機地結合, 實現人才與資源的共享與互利，發揮群體優勢），注意，是“產”，“學”，“研”，也就是說把“產”放在第一位，中國政府在醫藥行業投入的資金不算多，但也確實是每年都在以大幅度遞增，然而重點是投入的方向，之前大部分都花在了研發部分，實際上對于中試和工業化生產投入嚴重不足，這也一部分導致了國內醫藥行業畸形發展，沒有資金或者膽量進行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新型藥物發展。另外在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在產學研過程中,可以探索發展多種合作方式: 成果轉讓，技術轉讓；共同投資，聯合開發；聯合立項，共同開發或轉讓；技術入股，股權合作；原料加工和半成品加工；技術服務，技術培訓等。

第二種方式就是整合資源，形成集約化優勢，國內目前仿造藥泛濫成災，據統計光G-CSF(人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就有30多家研制生產，他們都在專研如何避開ZL生產這種藥，有這個時間和精力，為什么不聯合起來研制一種新藥呢？研發新藥確實就目前國內的大部分企業而言是一項風險極高的挑戰，也因此無論大小，各個藥廠也無法單獨支付這個負擔，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整合資源探索產業化途徑。目前國家建立了一批產業化基地，生物醫藥孵化器，也是在朝著集約資源，促產業化發展的方向。

除此之外，在良好運行的產業化循環結構里人才這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需要建立完備的人次儲備模式，首先在人才培養方面，高校即是生物醫藥研發出發的地方，也是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所以更加是要注意與國際化標準的接軌，并且在培養方向上也要向多方面，多角度的培養，也就是說在之上提到的各種縱深型人才，需要加強供給和給予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第二是人才的獎懲制度，對人才激勵和評價機制的建立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以論文發表，課題項目的申請作為評價機制導致了許多不良的后果，近期接二連三出現的學術丑聞事件就是表現之一，這些科學家雖然本身的學術道德存在問題，但這幕后的黑手還是制度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更新更適合國內國情的評價制度，比如運用市場數據和投資回報分析來驅動人才評價機制。第三方面就是人才引進了，在這方面近幾年國內發展不錯，通過像長江學者這樣的聯合項目引進了許多海外學子，還有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第一位外籍所長蒲慕明。

其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國內的生物醫藥發展還是取得了一些進步的，而且隨著萬絡、西樂葆等藥物出現的問題，美國也放慢了新藥審批的腳步——一年獲批準的新藥不到20種。生物經濟腳步也開始移步亞洲，前一段時間著名的咨詢公司波士頓所得到的調查報告就表明到2010年中國很有可能超過許多西方歐洲市場成為全球第5大。但是天上不會掉現成的餡餅，就算是掉下來了，也還要起的早才能撿得到啊，所以要想吃到生物醫藥這個香甜可口的餡餅，我們需要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而這首當其沖的就是高校及重點研究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