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屏院士：一篇論文53位作者，怎么署名？

論文署名的矛盾和計較，每個科研工作者都會遇到。只要有合作，就會涉及不同課題組，甚至國內外的不同機構。

然而，國內當下普遍存在的“三認三不認”現象，會變相鼓勵科研人員只爭第一作者、只爭第一作者單位、只爭通訊作者，給本應目標一致的科研協同與合作摻了沙子。

19年前，趙國屏院士為了摸清SARS病毒傳染規律，曾組織了一場橫跨15個單位、53名科研人員參與其中的科研大協作。如此規模的科研合作，并未給論文署名造成任何困擾，甚至趙國屏所在的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都不是第一完成單位。

當時的操作無疑是一股清流。衷心期待這樣的清流越來越多，匯聚成主流。

 

2003年，來勢洶洶的“非典”突然在中國廣東暴發。那一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南方中心）執行主任趙國屏為打開發病早期SARS冠狀病毒變異進化的“黑匣子”、摸清SARS病毒傳染規律，組織了一場橫跨15個單位、53位科研人員參與在內的科研大協作。

這是科學家與SARS病毒的一次團戰。

然而，這一重大科研項目從開始到完成，并沒有在國家或地方立項，完全由科學研究的使命驅動——從“名分”上說，項目參加者沒有任何正式的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合作產出的論文在署名上，充分體現了對每一位參與者的尊重和認可，凸顯了“科研水平一流，論文排名第二”的科研協作精神。

“科研一流，署名第二”的科研大協作

這項研究的論文——《中國流行期間SARS冠狀病毒的分子進化》（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China），于美國東部時間2004年1月29日下午2點，以“中國SARS分子流行病學協作組”的名義，由Science在線發表。

“按照Science慣例，作者名字也要算字數的。”趙國屏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我們名字多，因此當時采取了聯合署名的方案。”

記者查詢該論文看到，數十位作者的名字和單位被用小一號的字體，附在文章首頁下方。

論文作者署名截圖

但就是被這樣處理，趙國屏等人對論文貢獻者的署名也有細致、妥帖的設計：既要體現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主導作用，也要明晰各參與作者的貢獻和責任。

趙國屏向《中國科學報》介紹道，他們把作者按照參與的不同研究內容分成了5組：流行病學組、病毒學組、（測序和）分子生物學組、數據分析（和文章撰寫）組、香港中文大學組，每個組的主要執行人（有的組的同等貢獻者不止一位）是共同第一作者，每個組的主要負責人，即為相應的通訊作者。

“為什么香港中文大學單分一組？他們貢獻了SARS其中一條傳播鏈上全部的分子流行病學信息——從測序到背后的流行病學信息。”趙國屏說。

作為項目牽頭人，趙國屏對論文負有最大責任，因此他的名字后還有一個標記：“整體工作通訊作者”。

趙國屏告訴《中國科學報》，南方中心自成立起，創始主任陳竺就提出了一個合作的原則：“科研水平一流，論文排名第二”。因此，上述由他牽頭的協作組在Science發表論文，南方中心并不是第一完成單位。

“很長一段時期，南方中心是靠和人合作‘過日子’的，所以我們從來不強調必須是第一單位。如果這么干，我們的‘生路’就斷了。”他對記者半開玩笑地說道。

“我倒不覺得這是什么高風亮節——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現在做點正常的事都變成‘高風亮節’了。”趙國屏苦笑，“這還正常嗎？”

論文的全體作者是論文的“責任人”

就論文署名上存在的一些問題，趙國屏告訴記者，本來，科學界是有共識的，學術雜志也有慣例可循。

但是，中國科學（特別是生命科學）進入世界現代科研論文發表平臺時間短、發展快、社會關注度高，而科研人員（即作者）和科研管理機構（評估體系）對此認識尚在成熟的過程中。因此，出現一些問題，并不奇怪。

“其實，一般來說，這個規范是很明了的：署名第一作者或共同一作的，應該是論文中數據形成的主要貢獻者。有時，我們會把它簡單到至少要為這篇論文貢獻一張圖或表。”趙國屏說，“我的研究生導師的規矩是，第一作者必須要完成論文最初草稿的寫作。如果有共同第一作者，這個起草論文的第一作者，往往也就成了所謂的‘第一第一作者’；當然，這里情況變化多樣，一般都是通訊作者與第一作者們共同商定的。”

對于通訊作者而言，趙國屏認為，就是要對論文全面負責。所謂“通訊”就是讀者有什么問題，就找“通訊作者”。

趙國屏說：“至于除了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之外的作者，總應該對于論文形成有所貢獻，但這種貢獻大小、多少以及何種性質的判定，只有作者群體才最有發言權。”

他介紹，所以很多雜志在接受投稿時，都會征詢每個作者“知情”；也就是說，此時，如果任何一位作者對于論文（包括作者）有不同意見，自然可以，而且應該馬上提出。

對于出資人（譬如企業家而不是科學家）成為作者的問題，趙國屏認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果僅僅是出資，那么，論文中自有“致謝”部分可以體現出資的貢獻，不應該以此為理由列入作者。“但是，如果這項研究的起因或者內涵是與這位企業家的產品相關的科學問題，他又提供了研究的材料及相關信息……那么，如果所有作者認為這些貢獻對于研究工作足夠重要，同意將其列為作者之一，這也不能說是問題。”

“當然，參與論文署名的人責權相當——除了享受榮譽和光環，同時還要對文章負責。而且，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所負的責任就更大了。”他說。

另一方面，在署名規范方面，雜志也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目前，有些生命醫學方面的雜志，會要求對于各個作者所作的貢獻，作出簡要的注釋，“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一正一反兩個例子

趙國屏提出，在論文作者之外需要操心論文署名的，是那些要通過論文署名去評價某位作者的人。“評判者要打起精神來，真正掌握這位對象對論文的具體貢獻，并由此決定你的選擇。具體說來，成為共同第一作者的原因有很多，其專長甚至能力不見得符合評判者的要求；而有的人即便在論文署名中沒有很好的位次，但他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

他就在實際工作中遇到過生動的案例。

有一次，一位應試“生物信息學”的學生列出了署名其為共同一作、在某知名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評委們自然對其刮目相看。趙國屏問了他一些分析中的具體方法問題，但就是沒聽出他真正理解并掌握了分析的核心技術。

趙國屏于是向他的導師打聽，知道他的確是比較認真地跟著“第一第一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生物信息學能力還是有限。趙國屏最終沒有錄取這位學生。

還有一個恰好相反的例子。

在原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計算生物學研究所，有一位在數據處理和數據庫建設方面有多年積累的工程技術性質的副研究員，如果按照“只認第一作者”等評價標準，他可能至今都難以被評上正研究員。

但研究所在生物大數據的基礎性工作方面，正缺少這樣的“領軍人才”。2016年，經過向所學術委員會展示他在數據基礎性工作方面的能力，終于成功“轉正”；此后，在大數據工作中，他也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太不容易了。”趙國屏感慨，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論文和論文署名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客觀評價標準。

但是，作為評價者或判斷者，有責任想清楚“你要招進什么人”“你能從論文署名中發現他/她哪些能力”；否則，“三認三不認”（國內科研界對研究成果有“三認三不認”的現象：所謂三認，即只認第一作者、只認第一作者單位、只認通訊作者；所謂三不認，即不認非第一作者、不認非第一作者單位、不認非通訊作者，筆者注）是評價者極其懶惰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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