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各國所長筑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之基

　　 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我國在為世界貢獻和分享疫情防控經驗的同時，也應正視自身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的諸多問題，為更加科學有效地“戰疫”和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可以理性分析借鑒國際經驗和做法。

　　善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疫情預警與防控，是很多國家例行做法。

　　美國采用TIA（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系統，融合電郵、電話、網絡搜索記錄、交通住宿信息、刷卡記錄、醫療記錄等各類電子信息，力求防控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新加坡的RAHS（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系統匯聚公開或非公開渠道信息，用于國家安全、經濟預測、媒體監測等。

　　這次疫情顯示出我國衛生防控工作中信息傳遞不暢，對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不充分的問題。相對于傳統調查統計方法，大數據技術可以精確及時地呈現乃至預測人群流動帶動疾病擴散的網絡動態，從定位、圖像、文本等渠道進行追蹤和預測。我國應綜合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5G等技術，建立覆蓋公共安全、衛生、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統一數據平臺，為應對疫情等各類公共安全重大事件打造信息基礎。

　　同時，我國要重新調整與完善疾病預警與防控組織體系，保障重大疫情預警信息能夠有效傳遞與及時處理，謹防類似本次疫情預警與防控錯失黃金時間窗口的風險。在組織架構和職能上，可探索疾控部門的機構改革，建立疾病預警防控、衛生健康治理、人口研究、經濟預測等領域的協調機制。

　　在信息匯聚和應用方面，重視組織激勵，理清各部門職責，建立部門間數據銜接共享機制，使關鍵數據能夠高效匯總，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充分發揮支撐作用。

　　打造法治化、規范化、精細化的風險管理體系，也是值得學習的防控經驗。

　　國際上對重大疫情管控的正式立法由來已久，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相繼制定、頒布和完善各類公共衛生條例、預防傳染病法、緊急援助法等法律來支撐從中央到地方統一的應急管理體系。美國的應急體系包括《國家突發事件管理系統》和《國家應急反應框架》，由聯邦、州、地方三級結構組成，實行從低到高逐級反應，高層級發揮對低層級的補充和輔助作用；英國制定了國家風險評估工作流程，對各種可能的危害和威脅進行評估；德國的聯邦風險分析與公民保護指導委員會，直接銜接內政部、環境部、衛生部、交通部、經濟與技術部、勞動部等，加強部門間協調；俄羅斯的緊急情況部直接受總統調度，直接指揮國家應急救援部隊。

　　我國可加快相關領域的立法步伐，形成統一協調的法制體系，通過垂直和統一的機構管理，建立常態化的部門聯動機制。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情況下，可考慮以上述機制為依托，統籌調度各方組織力量，提升疫情防控效率。

　　應急業務管理具有規范化和精細化的需求。德國通過《現場操作指揮規章》來標準化應急指揮的現場操作，國防軍、警察、醫療急救、消防、技術救援等部門都在其指導下展開規范救援行動，該國聯邦技術救援署設有搜救、爆破等技術性分組編制，負責全國的技術救援和培訓。日本通過各級政府具體的防災計劃細化各部門的職責，明確運行機制，不斷修訂和操作演練。新加坡政府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每天通過官網更新疫情信息，準確詳細披露每一病例信息，既緩解公眾緊張情緒，又讓其合理規避高風險活動。這些值得我們學習。

　　建立應急管理體系的全社會長效保障機制，更是重要課題。

　　首先，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方式。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負責流感等疫苗研發、向疫苗生產企業投放資金，實時監控及發布疫情進展、進行國民疫情教育等工作。我國可對疫苗研發給予更多的規劃和引導，充分培育和支持國家公共研究部門、醫藥產業企業以及其他研發力量。對于一些研發難度大但潛在需求緊急的疫苗，可更緊密地開展國際合作，做到更快速、更精準的研發、生產及應用。

　　其次，統一和統籌應急保障，才能應對突發事件時大規模的人員和物資需求。日本的行業協會與政府事先簽訂合作協議，組織企業參與國家應急儲備和救援物資保障工作，減輕重大突發事件時國家的物資供應壓力。我國也應以政府為主導，與各行業和企業協調合作，形成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

　　應急資金籌措和管理也是應急保障的重要方面。世界衛生組織（WHO）應對突發衛生事件的核心預算資金有多個來源渠道，包括會員國每年支付的會費、會員國的靈活捐款以及其他組織的自愿捐款。我國在籌措和管理公共衛生應急資金的過程中，可以部分參考上述做法，完善收支條例，公開信息，接受公眾監督。我國還可以推動建立應急救援志愿者隊伍制度，開展培訓和演練。

　　最后，開展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和相關教育科研人才隊伍建設是疫情防控的常態基礎保障。美國疾控中心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等多渠道定期更新和發布詳細的流感相關常識、自我預防和診斷的國民疫情教育；日本公共場所隨處可見宣傳教育海報，積極向公眾普及健康教育和疫情教育。這些做法提高了公眾的健康意識，降低了傳染病傳播概率。

　　我國也要加強針對公眾的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尤其是社區（村）基層的健康教育。而高素質的教育科研人才隊伍是公共衛生健康教育持續開展的基礎，應鼓勵和加強衛生健康、經濟管理、醫療保健等多學科交叉人才的培養，支持建立多學科融合發展的教學科研平臺。

　　總的來看，我國在資源稟賦、政治經濟和社會運行體制等方面具有獨特性。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要結合國情，發揮制度優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構建我國新時代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王春超系暨南大學伯明翰大學聯合學院院長；尹靜系暨南大學博士后；王賢彬系暨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