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城市里的野生“近鄰”

　　近兩年，野生動物在大都市的鋼筋水泥“森林”中現身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

　　在北京，一只黃鼠狼當上了“辦公室大盜”，在王府井新東安寫字樓里被抓了現行，為了吃到電腦鍵盤按鍵下面的面包屑，它竟然把鍵盤給拆了；在上海，兩只小禿鷲在同一地點逗留一周多，引來許多觀鳥愛好者遠遠圍觀，還有貉和狐貍在近郊小區里進進出出；在廣州，于2011年啟動的“野生動物進城”計劃效果顯著，到2015年12月項目結束時，昔日廣州城區消失的雁、鸕鶿、松鼠等野生動物重新回城繁衍棲息，海珠湖有記錄鳥類從不到40種增加到超過120種……

　　城市野生動物的回歸，讓更多人開始留意和思考：在我們身邊這些曾被忽視的“近鄰”，為何曾經消失又因何再度回歸？我們又該與城市中的這些野生動物達成怎樣和諧共存的關系？

　　我們有多少野生“近鄰”

　　在現代城市中，你能見到多少野生動物？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麻雀、烏鴉、喜鵲。對動物更加敏感的人或許會有更長的名單——燕子、斑鳩、啄木鳥等鳥類，唯一會飛的哺乳動物蝙蝠，古老的爬行動物壁虎，家鴨的祖先綠頭鴨，被人們稱為“黃大仙”的黃鼠狼，昆蟲的種類更是不計其數……

　　“如果稍加留意，你會發現我們身邊的動物簡直異彩紛呈。”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郭耕說。

　　哪些動物才算城市野生動物呢？“動物園中的動物并不是真正的城市野生動物，只能算身陷囹圄的‘馴服’動物。”郭耕解釋說，“近年來，貓狗等寵物在現代城市中越來越多，有不少也會被人拋棄，成為城市‘流浪兒’。但它們也不算野生動物，而是野化了的‘馴化’動物。”

　　按照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教授馬建章的定義，城市野生動物是指那些“生存在城市環境中卻未經過馴養的動物，包括脊椎動物和一些引人注意的無脊椎動物”。其中包括城市化前原地區殘存的動物、外部遷徙進入城市的動物、從馴養的地方或市場逃走的動物、遷徙經過并停留的動物等。

　　“有一些動物特別在城市中才能看到，比如麻雀、喜鵲、烏鴉等，在純粹的野外反而數量較少。它們是與人相伴的動物，更愿意與人生活在一起。”郭耕說。

　　讓生態公園荒野化

　　在北京，曾經出沒的野生動物并不少。“從緯度、地形等自然條件來說，北京地區是非常適合生物生存的，其本身的生物多樣性是很豐富的。”郭耕介紹說。

　　確實，北京有著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三面包繞的特殊地形，市區內又遺留著眾多的皇家園林和官邸花園，它們或被改造為大學校園，或保留為歷史文化公園，使得北京在嘈雜的中央商務區和密集的居民區之外，依然能夠涵養很多野生動物。

　　從小在北京長大的郭耕對北京城內豐富的野生動物印象深刻。“那時候，走不遠就能來到荒野味道十足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鳥類、昆蟲和其他動物，護城河里有很多水草、小魚，生物多樣性就這樣呈現在城市的環境中。”

　　“但是后來，隨著城市中自然地或者說荒野地的減少、人工化痕跡的加重，特別是城市綠化被經濟利益綁架，變成一種經濟行為，人們更喜歡購買更貴的外來植物，我們身邊的物種越來越少，生物多樣性越來越單調，本土物種面臨著逐漸消失的窘境。”郭耕說。

　　對于動物來說，綠化帶既能提供食物，也是隱蔽場所。“所以有密林、荒野，甚至墳冢的地方，都有可能有狐貍、黃鼠狼、獾子這些食物鏈頂端的小型猛獸生存，它們需要家，需要隱蔽場所。”郭耕說，“但我們現在的草坪，看上去很干凈，人可以在上面野餐、休憩，但它只是順應了人的需要，卻不適合萬物的需要。動物需要更野、更雜的環境。”

　　在郭耕看來，荒野化的生態公園對于城市野生動物保護來說至關重要。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的兩處對比就十分明顯。

　　“一進麋鹿苑的大門，西側是一片自然林，東側則是一片人工草坪。人工草坪上什么鳥也沒有，另一邊灌草叢生的地方卻很容易有鳥類出沒。”郭耕說，“城市公園回歸荒野，能夠涵養非常豐富的物種。”

　　前年，郭耕來到深圳，在車水馬龍、高樓林立的市區內看到一座有濕地的中心公園。“我在那里兩天觀察拍攝到了30種鳥，特別是拍到了一只從未見過的黑伯勞。”郭耕興奮地說，“為什么這里鳥類出奇地多？因為在大都市中，鳥類飛行時沒地方落腳，看到有水有樹有綠地的公園，當然就落在這里了。倫敦的海德公園也是有林有水有濕地，在那里拍小松鼠、海鷗都非常容易。”

　　在郭耕看來，生態公園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起到“中和作用”。“城市的生產生活系統完全是人為的，缺乏生物多樣性，在人類生產和生活區旁設有公園就至關重要，無論對野生動物保護，還是對人自身的身體和心理，都能起到緩解作用。”

　　更需要轉變人的觀念

　　如今，讓郭耕感到高興的是，雖然經過多年的城市建設、硬化、擴大化，城市中的野生鳥獸種類越來越少，但這幾年通過綠地恢復、生態涵養帶和公園建設，北京城內的野生物種多樣性正在恢復。他在北京幾次見到了紅隼，每次都激動得拿出手機迅速將它們展翅翱翔的身姿拍攝下來。“紅隼是一種城市猛禽，它們是在城市中幾乎唯一可見的老鷹。老鼠、麻雀是它的捕食對象，它也適合在電線桿、高樓上休息和筑巢。”郭耕說。

　　不過，野生動物，特別是一些大型動物的回歸，也讓很多人感到擔憂。近兩年，就有不少美國媒體報道了狐貍、臭鼬、浣熊、負鼠，甚至土狼、黑熊等回歸美國城市中的新聞。野生動物回歸城市，是否會給人類帶來危險？

　　為此，郭耕表示，這就顯現出城市中緩沖地和荒野地的重要性。郭耕曾走訪臺灣東海岸的一座大學，校園中就有一片自然保護區。“我們在大學校園里走，在草坪上看到幾只環頸雉。身邊人告訴我，不用擔心，人是抓不到它們的，因為再往前走一點就是保護區，有圍欄。這就是一種人與動物之間的緩沖地帶。”

　　在郭耕看來，保護城市野生動物未必需要花費大價錢、組織大工程，“這完全是觀念問題”。比如，城市中很多現代建筑對野生動物并不友好。在世界各個城市中，經常發生飛翔中的鳥撞在玻璃幕墻上造成死傷的新聞。“很多建筑對于動物來說都是陷阱。我們人類今天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很多動物所不能理解的，它們不知道鏡子是什么，還以為是藍天白云而一頭撞上。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郭耕說，“作出改變，更需要人的觀念的轉變。”

　　18年前，動物學家珍·古道爾來到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在講座中，她送給大家一句口號：“唯有理解才能關心，唯有關心才能幫助，唯有幫助，它們才能被拯救。”幾年之后，郭耕注意到，這句話的最后一部分有了改變，變成了“唯有幫助，我們才能都被拯救”。

　　“保護野生動物，就是在保護我們自己。”郭耕說，“而不是人類就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要想保護好城市中的野生動物，就要保護好它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這同時也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這些野生動物都是環境質量的標志物，生態質量好或壞，不是專家說了算，而是生物多樣性說了算。有它們在我們身邊，我們才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給野生動物更多生存機會的城市，也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