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十年：政策效應趨弱化資源有價成共識

　　現代人足不出戶輕點手機，半個小時后一份熱騰騰的美食便可擺上餐桌，兩小時內網上超市的生活用品就送到門前。外賣、快遞方便了現代都市人的生活，但隨之衍生的環境問題也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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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塑令”從2008年6月1日落地至今已整整十年，它改變了人們的購物習慣。不過，從農貿市場、超市，到快遞、外賣，生活中塑料袋的身影還很常見。如今，“限塑令”的政策效應正在逐漸弱化，要如何止住白色污染，還需多方發力。

　　灰色地帶

　　十年前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簡稱“限塑令”）明確指出，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其中“限”就是指限制限產限售限用塑料購物袋。按照“限塑令”要求，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的包括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

　　國家發展改革委數據顯示，自限塑以來至2016年，全國商超塑料袋使用量普遍減少2/3以上，累計減少塑料購物袋140萬噸左右。

　　但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快遞、外賣等行業逐漸火爆，其中塑料包裝袋、塑料氣泡膜、餐盒等的用量在不斷上升，“限塑令”的效果開始逐漸弱化。而且，外賣是在“限塑令”實行后才強勢崛起的行業，也是“限塑令”執行中的灰色地帶，國家并未明確是否將外賣行業納入“限塑令”執行對象。

　　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事長孟素荷對媒體表示，外賣訂餐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普遍的消費模式，巨大的消費需求驅動行業高速發展。如果按食品工業增長率為6%估算，網絡餐飲的增長率已高達88%。

　　據相關數據統計，“美團外賣”日均超過1300萬單，“餓了么”日均約900萬單，“百度外賣”以市場份額推算約為200萬單。有環保組織研究分析發現，平均每單外賣會消耗3.27個一次性塑料餐盒/杯。以此計算，這3家平臺每天將產生近 8000 萬個一次性餐具。

　　外賣餐盒和包裝袋理論上屬于可回收物品，然而由于其質地輕薄的特點，在物資回收者眼里不具備回收價值，陷入了難以再利用的尷尬境地。“誰都不愿意去撿滿是油污的餐盒，還得花力氣清洗，回收塑料餐盒的價格每公斤還不到2元，利潤太薄，回收意義不大。”一位廢品回收人員告訴記者。

　　環保包裝推廣難

　　6月5日是第47個“世界環境日”，聯合國確定今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塑戰速決”，我國生態環境部確定的主題是“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南京財經大學的學生團隊結合世界環境日的主題和熱點環境問題，用近一年時間通過實地走訪，調研了多個省市區的快遞包裝污染情況。調研結果顯示，將近80%的人并沒有意識到快遞包裝污染問題。

　　據調查，目前市場上的快遞包裝使用的材料主要有聚乙烯、紙板、牛卡紙、氣墊膜等，其中塑料袋使用量非常大。而快遞用的塑料袋往往成分比較復雜，主要由化工材料、生活垃圾等再加工而成，含有有害污染物質，不能重新加工，也不能降解，大多數只能填埋或焚燒，這對人和環境都有很大的安全隱患。

　　業內人士介紹，快遞包裝常用的透明膠帶主要材料是PVC（聚氯乙烯）。廢棄的PVC埋在土里經過100年都不會降解，大量地使用一次性PVC產品將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破壞。

　　據國家郵政局去年下半年發布的《2017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顯示，全國快遞業塑料袋年使用量近150億個，這些包裝袋的使用效率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就總體而言，無論是快遞包裝的國家標準，還是回收利用的強制性規定，我國很多方面都處于空白狀態，亟須補課。”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紅梅對此表示。

　　盡管從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快遞暫行條例》明確提出，鼓勵快遞企業使用環保包裝材料、回收快件包裝材料，但推廣起來難度不小。

　　“‘可降解’是解決環保問題的手段之一，然而落地推廣卻遭遇瓶頸，最直接的困難就是成本。”江南大學教授金征宇介紹，目前，技術層面沒有問題，淀粉加入包裝材料實現可降解“淀粉基”材料技術難題已經完全解決，但可降解材料成本比普通塑料成本高出十幾倍。

　　資源有價

　　面對新興業態對塑料制品消耗的快速上升所造成的資源環境壓力，今年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官網開設“我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專欄，意在匯聚社會各界智慧，研究制定防治塑料垃圾污染的政策文件。按照“限制一批、替代一批、規范一批”的原則，對不同生產、生活、消費等情形中使用的塑料制品，分領域、分品類提出政策措施。

　　“塑料袋治理與解決其他環境問題很相似，并不能僅靠限制。”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生態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林波告訴記者，快遞、外賣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是塑料制品帶來的副作用，還要靠經濟、行政、技術等手段的綜合運用來解決。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再生塑料分會秘書長盛敏曾在參加相關行業會議時對記者表示，目前中國對于廢棄塑料等再生資源的回收還沒有相應的補貼機制。但有兩種方式可借鑒，一種是歐洲模式，通過政府采取強制性的政策，對可再生資源的回收處理進行補貼；另一種是日本模式，通過培養國民素質，從源頭上做好垃圾分類。日本的垃圾分類也給張林波留下深刻印象，“分類細化到十幾種，一個礦泉水瓶，瓶蓋、瓶身、標簽都是要分開回收的”。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劉建國認為，過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價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產生，而是它通過對塑料袋收費，向社會傳遞了“資源有價，使用資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號。

　　“很多人不思考，只覺得塑料袋是個大問題，所以一邊吃著塑料盒包裝的外賣一邊痛罵塑料的罪惡。真正思考了，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問題。”劉建國說。

　　限塑十年，關于限塑的努力，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