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攝影測量與遙感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先林
2001年冬天的一場大雪,差點導致北京全城交通癱瘓。這一天,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先林受邀為一批特級教師講課。主辦方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等來一輛車,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宮輝力先從車上走了下來。主辦方好心,招呼開車的老司機:“天太冷了,師傅也到屋里來暖和暖和吧。”
老司機沒說話,嘿嘿笑著下了車。宮輝力連忙介紹:這位就是劉先林院士。
自從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以來,劉先林一直不習慣“劉院士”這個稱呼。別人一叫劉院士,他就連忙擺手:“叫我老劉好了。”
有人甚至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如果說袁隆平是院士中的農民,老劉就是院士中的工人。
“同意。”老劉用一貫簡短的風格回答。在68歲的他看來,拋開所有的光環,自己一直是位普通的測繪一線的科研工作者。

7月28日,劉先林在新研制的航空攝影儀前分析儀器結構。(新華社記者袁滿攝)

這是劉先林(中)在實驗室里與學生共同分析航空攝影儀。(新華社記者 袁滿攝)
低產論文的院士
在測繪業內,老劉大名鼎鼎。專長于攝影測量和航空儀器研究的老劉,幾十年來用很少的經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結束了中國先進測繪儀器全部依賴進口的歷史,為國家節省資金近兩億元,創匯2000多萬元。
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院長張繼賢這樣形容老劉的地位:每當國內的測繪業發展到瓶頸階段,老劉就會跳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當年入選的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老劉確屬另類:既非領導,論文又少。幾十年的科研工作,發表的論文屈指可數。過硬的只有兩個國家級大獎:1985年,“數控測圖儀”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992年,“解析測圖儀”摘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23歲那年,老劉到院里工作,老院長說,你們要到生產第一線多看看,了解他們需要什么樣的科研成果。“我們老院長忘了說了,你們也要發表文章。”說到這里他嘿嘿一笑,自己承認“錯誤”:我對文章的確不夠重視。但是,他解決生產問題非常在行。2001年,他又拿了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老劉經常告訴自己的學生:科技有實有虛,咱們玩點實的,不玩虛的。現在科技界申請課題,大多數情況是國外如何如何,跟蹤性的研究比較容易申請立項。老劉很少關注某個課題是不是國外研究的熱點。對他來說,從事研究的題目要從測繪生產需要出發。盡管地處北京,各類項目多的是,可老劉就是不會申請項目。對他來說,寫項目申請書要比科研工作復雜得多,不是自己的長項。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遙感所研究員童慶禧感慨:老劉不循常規,很少發表論文。他也不拘一格。數字航攝儀這么大的科研項目,他從科技部和國家測繪局要了幾十萬元,就開始干上了。
實際上,老劉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少,基本沒有幾個國家項目。以解析測圖儀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武漢的一位教授為此申請100多萬元的經費,沒搞成。老劉只申請十幾萬元,搞成了。
老劉帶著一幫年輕人成立了一個公司,專門轉化自己的科研成果。“如果只在實驗室里做出成果就完了,那最多是用老百姓的錢證明自己的正確。”實際上,在老劉看來,成果轉化遠比科學研究要難得多。
公司不大,20多人,一年的銷售收入2000多萬元。這幫年輕人仿佛是老劉的翻版:動手能力很強,論文能力很弱。一年全公司的人發表的論文加起來不超過兩三篇。公司的骨干劉宗杰沒發表過一篇論文,卻擔任影像掃描儀項目的負責人和數字航攝儀項目的常務負責人。
“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0年后就被送進博物館
解析測圖儀是1988年老劉的科研成果,后來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當時,所有人都為之雀躍:它結束了國外精密測繪儀器長期以來一統中國市場的局面。到1998年,這種類型的解析測圖儀幾乎同時進了博物館。
“測繪技術更新太快了!”老劉經常被這種緊迫感催促著。
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測繪行業還處于原始的手工操作階段,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它的未來與計算機有關。很多單位并沒有計算機。剛剛工作的老劉得知一些單位的計算機向社會開放,他就千方百計地爭取機會,到處打“游擊”。中科院計算機所距離他的單位遠,預約的時段又不好,他不得不前半夜動身,坐著末班公交車到計算機所等著后半夜上機。上機結束了,天已經大亮了。他就這樣堅持了兩年多。
到了今天,計算機與測繪行業的關系密不可分。劉磊是老劉的研究生,2002年年底,這個小伙子剛來到研究院,還有點“欺生”的想法:這個貌不驚人的老頭,怎么會懂編程?誰想到,他一開口,就再也不敢班門弄斧了。
多年的工作經歷和生活閱歷,讓老劉成為電學、光學、機械方面的專家。用腦過度的老劉剛過40歲,頭發就白了。他去學校給小兒子開家長會,同學問:怎么你爸爸沒來開家長會,反而是你爺爺來了?
1994年老劉帶著課題組去成都對德國的D2測圖儀進行改造。工作中遇到了問題:同樣是德國產的導軌,改造后的精度竟然達不到要求。經過討論之后,老劉下了結論:問題出在導軌上。
同事不相信:這是德國產的導軌啊!
老劉說,不要迷信外國產品。這個導軌的寬度和高度有問題,一定要達到一定的寬度和高度才能保證精度。
事實證明了老劉的判斷。
“老劉的成功就在于他從來不迷信外國產品,反而是找到國外產品與中國實際應用的差距,把國外產品的短處變成我們的長處。”同事周祚域說。
同事的總結是:一個人的成長是有原因的,劉先林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
在老劉的辦公桌下,有一個裝打印機的舊紙箱子。只要看到有用的資料老劉就會撕下來,粘到一張紙上,沒用的材料他就隨手扔到箱子里。幾天下來,紙箱子就要清理一次。老劉的研究生李峰第一次幫他做PPT,拿到的是一張破破爛爛的紙,上面貼滿了不規則的紙片。不以為意的小伙子一邊輸入,一邊感到吃驚:貌不驚人的紙片上都是頂尖的新知識。
年近70歲的一線院士
2002年,一套進口數字航攝儀的價格要1600多萬元,國內引進了十余套。已經到了退休年齡的老劉看著心疼,就主動背上一口“黑鍋”,帶著科研人員研制數字航攝儀。
同事楊海東說,這個項目經常要到野外作業,進行地面控制,非常辛苦,要布點、測點。2005年7月,他們要在山西稷山縣農村做試驗。30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上200多個點。所謂一個點,就是在地面打樁,用1米乘1米的塑料貼上黑外皮。這些基礎的活根本不需要老劉動手,可這位快70歲的院士還是跟著年輕人一起干活,勁頭比他們還足。一天下大雨,大家說別去了,老劉說不行,天不等人,就奔了出去。
為了這個數字航攝儀,老劉真是拼上了老命。2006年在宜賓試飛,像公園里小船一樣大小的蜜蜂3型飛機就是他們的工具。這架小飛機沒有密封,除了駕駛員外只能坐一個人。老劉二話沒說,自己上了這架小飛機,一飛就是40多分鐘。下面的人手里都攥著一把汗。
研制成功了,老劉吐了一口氣:幾個月了都沒有睡過一個好覺。終于搬掉了壓在身上的“黑鍋”。
“這個年紀的院士還奔波在科研第一線,少有。”周圍的同事和朋友評價。
老劉的手機24小時開機,誰要號碼他都給。而平常不善言辭的他,只要說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滔滔不絕。他的客戶任何時候有問題都可以找到這位院士,并在最短時間內得到解答。更讓客戶們感動的是,無論身在何地,老劉總是親自上門做技術服務。
一次,因為生產廠家的原因,一臺機器不能正常工作。本來沒有責任的老劉帶著幾個年輕人到了南京,一到地方就干活,老劉更是鉆到了桌子底下。不知情的人以為他是維修工。
很多人不理解:維修服務派個人就可以了,你時間這么緊張,干嗎還要親自去?
老劉說,產品銷售靠的就是服務,我親自做服務,是討好用戶的最好方式,也是樹立用戶對國貨信心的最好方法。
多年的努力終有回報。老劉和中國工程院張祖勛院士的研究成果,占領了攝影測量設備95%的國內市場。
很長一段時間內,攝影測量專業被認為是貴族專業。一次,華中科技大學的前身華中工學院的老師到原武漢測繪學院參觀。看著一臺又一臺的設備,華中科技大學的老師不無羨慕地說:你們的專業的確是一流的,可是我們辦不起。一臺解析測圖儀就要十幾萬美元,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十萬元人民幣。
現在,這個昔日的“貴族”專業變成了“平民”。一臺教學版的解析測圖儀不過1萬多元人民幣。全國擁有攝影測量專業的高校從原來的幾所壯大到100多所。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祖勛評價:老劉對此功不可沒。
科學是最好的生活
測繪科學泰斗、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王之卓先生是老劉和張祖勛院士的導師。張祖勛院士曾經勸他:您都退休了,不要天天鉆在測繪領域里看測繪的專業雜志,關注自己的學生又干了些什么事情。沒事的時候不如看看小說放松一下。
王先生回答:小說太費腦筋了,要記住那么多的人名是件很麻煩的事情。
張祖勛院士感慨:人的性格不一樣,但是對科學的追求都是一樣的。做科學對我們來說,就是在享受生活。
對老劉來說,科學就是最好的生活。
上個世紀60年代,半導體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個大件,一臺好點的半導體要花去大學生兩個月的工資。與老劉同年進入研究院工作的賈玉澄說,當年自己為了結婚買了個半導體。老劉也買了個半導體,可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拆開重新組裝。
對于技術狂來說,如果一個東西不拆開,不了解內部構造,就沒有辦法把它了解透徹。
后來,老劉拆的東西更多了,拖拉機、柴油發電機,還組裝電視機。這個習慣他多年未改。上個世紀80年代,老劉為了上班、購物和載人,買了一輛三輪車,進行改裝。車把的位置向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貨箱上,這樣就可以半躺著騎車。興致勃勃的老劉不管路人的奇怪眼神,甚至騎著這輛三輪車,從西四環出發到牛街去買牛肉。
這幾年,老劉研制數字航攝儀,遇到一個難題:需要設計一個程序,引用一個信號,統一控制四臺專業數碼相機的快門。這就需要把相機拆開了看內部的結構。可從國外買來專業的數碼相機,價格昂貴:一臺要30多萬元。
一幫年輕人看著這臺相機不敢動手,也不知從何下手,一臺30多萬元啊,要是弄壞了,多大的損失!
“打開它,不行就動扁鏟!”老劉發了話。
這幾年,因為眼神不如年輕的時候,老劉動手少多了,可是總忍不住會手癢。一次,劉宗杰正在用鋼鋸鋸一個零件,老劉看見了,搶過鋼鋸說:我給你鋸,我可是鉗工啊!
小字輩們笑著說:老劉干活生猛,手上傷疤不少。
老劉的樂趣在妻子劉惠看來未必是樂趣。曾經是小學老師的劉惠說,當初找朋友,要找一個知識分子,聰明、有成就。沒想到他太熱愛工作了,成了工作狂,有些過火了。
早年生活艱苦,夫妻雙方都在忙工作,老劉把家甩給了妻子,一心撲在科研上的他很少有時間打理這個家。劉惠說:“我感到最幸福的就是在一起玩。我們能玩到一起去。但是這么多年我們在一起玩的時間太有限了。”
本以為退休了,老兩口能安享晚年。沒想到,老劉又一頭扎進數字航攝儀的研制中。心有愧疚的老劉用自己的方式補償妻子。工作不忙的下午,帶著妻子去香山吸氧。平常到外地出差盡量帶著妻子一起散散心,但是前提是自己為妻子的機票和住宿費出資,絕不讓對方單位埋單。
“說是帶我散心,可到了地方,他又埋頭工作,我一個人玩有什么意思?”劉惠很無奈,但也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走過一個燈塔,又在追求下一個燈塔。你如果不讓他碰科研,他會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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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領取自己科研項目創造的報酬
劉先林院士是3所大學的特聘教授。按照各地的政策,每所高校都會付給院士一筆津貼,3所學校加起來一年的津貼近30萬元。可是老劉分文不取,他把這筆錢留在各所學校,設立一個專門賬戶,用來資助學生和科研項目。
“我只領取自己的科研項目創造的報酬。”老劉說。一年下來,他的這項收入能有四五十萬元。
有人不相信:一年30萬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況且是合理所得,能說不要就不要?
山東科技大學研究生劉磊是這筆錢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10月,劉磊一到老劉的實驗室,老劉就給這個學生買了一臺一萬四千多元的三星筆記本電腦,而他自己用的是一臺舊的筆記本電腦,電池插上5分鐘就沒電了。研究院給他配了一臺先進的蘋果筆記本電腦,老劉給了航空數碼相機項目組用。
妻子劉惠特別理解老劉:“人家請你去幫助培養年輕人,這是應當的。學校經費緊張,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錢。這些報酬完全沒有必要計較,我們夠花就可以了。”
老劉的這個特聘教授當的有點“大頭”:不僅不拿錢,還要往里貼錢。2000年,他成為首都師范大學的特聘教授,到實驗室一看,設備太落后了。老劉二話沒說,立刻送給了學校50萬元的設備。
學院每周的業務例會老劉一定參加,只要學校有研究項目請教,老劉總是隨叫隨到。
邱振戈是老劉的博士后,老劉經常對他說的一句話是,你要我干什么,隨叫隨到。一次,他在做資源三號衛星時,遇到難題,一給老劉打電話,老劉立刻說,等我,我馬上過來。
一次,公司一個年輕人搞GPS定位,因為經驗不足,與甲方簽合同時沒有考慮周到,導致公司損失幾十萬元。年輕人很難受,老劉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出了問題沒關系。我來背黑鍋,咱們還要繼續往下干。
老劉經常這樣告訴院里的年輕人:祝賀你們進入地獄的大門!測繪科研,就是我們在地獄里飽經艱苦,尋找到一條走出地獄的道路。誰最能吃苦,誰最能堅持,誰最后就能走出去。
在老劉的幫助下,3所學校的學術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老劉當了院士以后,請他出席的會議多如牛毛。老劉就一個原則:與測繪有關的我去,與測繪無關,又不得不去的,我去了也只講測繪。
有個上市公司是老劉公司的客戶。一次,這家上市公司請了幾位院士去開會,宣傳他們的新概念,希望院士們認可他們的發展規劃。老劉一聽,所謂的新概念都是虛的。其他院士都簽了字,一向秉承“客戶至上”的老劉就是不簽這個字。
盡管得罪了客戶,但老劉不在乎:科研工作者不能昧著良心說話。
“收破爛的老頭”進了研究院
上個世紀90年代,國家測繪局的領導到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搞調研。車子快到研究院的時候,一位蹬著三輪車、一個褲腿高一個褲腿低的白發老頭,擋在小車前面,到了研究院門口一下子就拐了進去。這位領導有些不高興:測繪研究院不是誰想進就進的,怎么進去一個收破爛的?
轎車繞到前面一看,噢,原來是老劉!
老劉的不修邊幅在測繪系統是出了名的。他最喜歡穿T恤,天熱了,不管什么場合,都把袖子往上一卷。他的學生說,老劉的上衣經常是一頭塞在里面,一頭露在外面;或者衣服穿反了,線頭露了出來;或者一個褲腿塞在襪子里,另外一個正常。
因為做飯的緣故,老劉的衣服上經常帶著油點。當了院長以后,外事活動多了,老劉卻依然穿著帶油點的衣服。同事文沃根提醒他:老劉,接待外賓穿戴油點的衣服不合適。
他笑笑:我本質就是這樣,打扮干什么?
這幾天,老劉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的采訪。大家看到他的淡藍色的T恤不禁眼前一亮:老劉,穿了件新衣服?
老劉又是嘿嘿一笑:舊的。本來是件白衣服,放到洗衣機里被別的衣服給染藍了。
今年6月底,老劉的心血——航空數碼相機在一家大飯店開了新聞發布會。因為場合太重要了,一向不修邊幅的老劉接到院里的“行政”命令,希望他穿正裝。結果,跟了老劉快10年的學生第一次看到老劉穿西裝:深灰的西裝上衣配著淺灰褲子,不是一套衣服。有熟悉他的人發現:西裝上衣是他1999年去美國的時候買的。
輪到老劉講話。正在想事的他直接沖著前面半米高的臺子走了過去,想都沒想就準備往上跳,沒有成功。引導小姐連忙走了過去引著他向旁邊的樓梯走去。
“老劉總是笑嘻嘻的,很少看到他有不高興的時候。”學生這樣評價自己的導師。他們經常跟老劉沒大沒小的。一次到山東開會,劉磊走在前面先到了,接待的高校領導問劉磊:劉院士在哪里?劉磊回頭喊了一嗓子:劉院士,快點。老劉應了一聲,一路小跑過來。校領導急了:這么大年紀,摔壞了怎么辦?
別看老劉對生活質量要求不高,可是他有個“怪”毛病:對空氣的流通要求特別高,因為含氧量低會影響思考。只要他在屋里,不管冬夏,都要開著窗子。到外面出差,人家看他是院士,一般都安排套間,因為感覺空氣不流通,他總是要把套間退了住標準間。
老劉的腳氣病這幾年犯的特別厲害。老劉想了個妙招,治療腳氣就要讓鞋子透氣。冬天時,他上面穿著厚厚的羽絨服,腳下穿著夏天的皮涼鞋。一走路,咯吱咯吱響。“這鞋不好。”老劉說。他又開始發明改造,買來一雙冬天穿的軟底鞋,用錐子在鞋子的四周扎上一圈小眼,又透氣又不顯眼。
老劉得意了,這鞋真舒服!結果他一穿就穿到今年夏天。室外30多攝氏度的高溫,他照穿不誤。
院士?我是搞科研的
中國工程院送給每位當選的院士一幅24寸的標準照。很多院士都把這張照片掛在一個顯眼的位置。可是劉先林的同事和弟子們幾乎都沒有見過這張照片。記者一問,把大家都問愣了。同一個辦公室的周祚域知道底細:照片的正面沖著墻,斜倚在門后的鐵皮柜上。
當選院士之后,老劉依然是老劉,周圍的人沒有感覺出他有什么變化。
陳世培是黑龍江測繪局遙感院的副院長。他記得清清楚楚,1987年老劉到黑龍江出差,不用測繪局的同志接站,下了火車直奔辦公室。為了節省時間他連賓館也不住,凌晨一兩點鐘干完活,直接睡在辦公室的行軍床上。
如果說老劉當時還算年輕可以理解的話,到了1998年,已經是院士的老劉到四川出差,當地請他住好一些的賓館,他不同意,依然住在測繪局的簡易招待所。10元一晚的小房間,簡單的只有一張床,一個小小的黑白電視機。他的理由是,不能太遠了,耽誤時間。
前年,老劉到河南理工大學新校區做實驗。新校區距離市區8公里,開車也就十幾分鐘,但是新校區地處郊外,不具備生活條件。年近70歲的老劉依然要求睡在實驗室的單人床上,洗漱在樓里的公共衛生間,吃飯在學生食堂。每晚,整棟大樓就剩下他和警衛。
各個單位基本都把院士當成寶貝。可是為了老劉這個寶貝,研究院的領導沒少挨上級領導的“批評”。一次國家測繪局開會,局領導又批評院領導:我們測繪的幾位院士都配了專職秘書,怎么到了劉院士這里,要車沒車,要秘書沒秘書?在場的劉先林嘿嘿一笑也不說話。會開完了,去安慰院領導:有的指示該執行就執行,有的聽聽就罷了。
他不配司機的理由很簡單:我是搞科研的,下班經常不正點,司機還要等我,沒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了。甚至研究院配給老劉的單獨一個套間的辦公室,老劉也不會享用。一個房間被用作了實驗室,另一個房間與同事合用。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類書籍,一進門,要喊一聲,一個戴眼鏡的小老頭才會從書后面鉆出來。
老劉的椅子全院有名。1973年國家測繪局恢復后的膠合板凳子,沒有扶手,上面的油漆早已脫落了。有人張羅給他換個舒服的椅子,他振振有詞:換了那種搖椅似的椅子固然很舒服,可是人坐在上面搖啊搖,搖的睡著了。所以不能太舒服,太舒服就不能出科研成果。他還勸下面的年輕人,你們也都坐木椅子吧。
別看老劉是院士,可家里人從來沒有沾過光。兩個兒子對外從來不說自己的老爸是院士,找工作也都是自力更生,院士老爸幫不上任何忙。老劉唯一享受的院士特權就是:走到哪里都帶著那張院士證,經常出差的他有了院士證就可以走貴賓通道,節省了不少時間。他說:“這東西真不錯。”
提起榮譽,老劉有點不好意思。他說,我們知識分子做的是應該做的事情,成果用上了。國家給了這么高的待遇,又評獎,又當院士,我們沒有理由不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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